抗战时期张掖童子军的创建与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
甘肃张掖网讯 童子军于19世纪初创建于英国，主要组织儿童过露营生活,进行烹饪、侦察、攀登等活动。此后不久,许多国家竞相仿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组织，中国也创办了童子军。随着童子军在全国影响逐步扩大，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强化对童子军的管理，并组建了统一的、全国性的童军组织——中国童子军总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自强救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童子军也被赋予了“抗战建国、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使命。
张掖童子军的创建与管理
1928年，国民政府实施政党统领童子军，全国童子军的组织化、制度化和标准化日益严密，并在各地成立中国童子军省、市、县理事会，执行该地区童子军编制、指导、管理等事宜。这一时期，各地均将童子军训练规定为中小学教授课目，童子军训练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鉴于童子军训练为“培植儿童优良之方法，乃复兴民族之基本工作。”国民政府开始进一步扩大童子军组织，并积极整顿。在保家卫国的一致目标下，童子军训练的军事内容逐渐占据上风。这一时期，张掖各学校也开始酝酿筹备成立童子军组织。1933年5月30日，甘肃省教育厅发出《张掖中学校成立童子军教练遵照中国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规程办理》的批复。1935年，张掖中学校长杨自廉开始筹备成立童子军事宜，但因没有童子军组织大纲和训练办法，只好作罢。1937年2月，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张掖中学正式成立33人的童子军团，毛翼飞任总教练，何人镜任团长。成立时，童子军要面对孙中山遗像庄严宣誓，以誓言的形式宣告对童子军职责的忠诚：“凭我的荣誉，我愿尽力遵守童子军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敬天乐群，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社会。第三，力求自己知识、品德、体格之健全。” 新成立的童子军编号为“中国童子军第九五八团”，按照《中国童子军总章》规定，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为加强抗战宣传，储备抗战后备力量，在童子军中开展组织战时后方服务团活动。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大纲》，随后，甘肃省教育厅先后向各学校下发《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和《初级中学童子军管理办法》，对全省范围内各中小学童子军实行战时后方服务的组织、训练和管理，凸显出童子军为战时后方服务的特点。10月，张掖中学童子军按照省政府要求组建了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团，将77名童子军编为一团，内分三个中队，十个小队，并拟定第一中队担任交通、第二中队担任保安、第三中队担任宣传等战时后方服务任务。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持续，张掖童子军规模逐渐扩大，除张掖中学外，乐得、甘泉、文峰女校和山丹文庙街青云私立小学等学校也组建了童子军。1937年底，中国童子军甘肃理事会下发《童子军管理办法》，规定童子军的旗帜、制服、军帽及童子军棍等，都按照中国童子军总会规定制作。童子军活动经费由县党部和县政府补助、童子军总会拨付登记费以及学校经营生产盈余等支付。到1938年，张掖中学的童子军人数达86人，到1942年时一度达166名，其中有女童子军6名，战时后方服务团也具相当规模。
童子军成立之初，各方面都尚不规范，加之经费紧张，服装也不统一。为了对童子军加强管理，1938年4月，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教育厅先后发出训令，要求对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团的团长、服务员、团员每年都要履行登记，对童子军团具体成员的年龄、性别等进行备案。5月3日，甘肃省政府下发了《准中国童子军甘肃理事会筹备处奉总会通令整饬童子军服装并发布盆帽改良制作办法》。甘肃省教育厅也于10月31日下发《童子军训练时应着装整齐》训令，称：“初中及小学的童子军训练，服装多未按照规定穿着童子军服装，着便服者有之，着军训服者亦有之，形形色色，极不一致，影响纪律。为整饬童军纪律，加紧童军训练计，自二十九年元月份起，凡经编制训练之童子军须一律穿着童子军服装，不得与其他军服或便服代替。”并称：“童子军服装为精神所寄，肝胆所系”。此后又于1942年5月7日下发《注意学校军训童子军训练团队旗棒持法》等，对童子军制服、军帽的穿戴及童子军棍、旗帜的持举进行严格规定。如童子军领巾的颜色，规定只能用青白二色，军帽也必须为呢质盆帽。通过严格统一的军事化训练，培养童子军健康、强健的身体和战备意识。
由于童子军年幼不辨是非，成立之初，有少数不良分子假借救国运动之名，从事争权夺利活动，或宣传异说，破坏思想统一，不但与童子军参加社会活动的初衷相违背，而且有碍于青年德智和修养的养成。为了加强战时后方服务和对童子军的地方管理，1939年3月30日，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成立，并于同日发出《童子军活动应受当地理事会指挥》的令，称：“童子军活动，须受当地童子军理事会或筹备处指挥，其未成立理事会之处，应受当地党部及教育主管机关指挥，如系自动发起者，亦应呈准备案后方得活动，以昭慎重……嗣后童子军参加各项活动，除经主管机关命令者外，务须切实遵照规定，向当地主管机关呈报核准不得自由活动……”规定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团在校外活动时，须与当地各机关协同合作，受县童子军理事会指挥。同时，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还专门下发《童军登记不得同团部及服务员登记混淆》令，从组织形式上对童子军进行独立的登记管理。军事训练由省政府统一委派的军训教官依照规程进行，除施行童子军训练外，还兼任训育任务。童子军训练为每日一小时，除平时课内外童子军训练时间，每周三小时。训练时统一着装，统一佩戴领巾、军帽。军训教官秉承“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的原则，重视童子军人格感化与规则生活的教导。目的是实现“发展儿童做事能力，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12月，甘肃省政府发出《将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团切实办理并将办理情形具报》的训令，对全省各地童子军及战时后方服务团训练、管理进行统一和规范，对童子军施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要求地方各级学校从速组织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团开展活动。同月，临泽县成立童子军团，并编入中国童子军第三六六八团，聘任毕业于甘肃学院的李正品为副团长。按照《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要求开展活动。
张掖童子军的抗日救亡活动
张掖各学校童子军成立初期，训练开设了党国旗、誓词、礼节、徽章、军步、操法、生火、露营、缝补、救护、侦察等课程作为必修科目，平时训练都是依据童子军初、中、高三级标准分别编队训练，采用游戏比赛、表演等，并注重唱歌及故事演讲。在每年3月5日“童子军节”或遇有重大节日集会，童子军都会着童子军装，连同鼓号队出现于公众场合，唱童子军歌：“中国童子军! 我们! 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 献此心; 献此力; 为人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 前进! 前进!”行进中仪肃容整，颇为精神。与此同时，张掖童子军还广泛开展了“日行一善”记录比赛活动，参加者将过去某月份每日所行或拟行之善事，按日逐条叙述并书写出来。例如：“一月一日丰和米店挂的国旗不对，帮他挂好”“三月八日隔壁的小妹妹被一条恶狗追住，我用童子军棍把狗赶走，送她返家”等。各条善事，按日列出后并须在篇末详细写上本人姓名、年龄、性别、通信地址、学校、年级、童子军团次、登记号数等，另请21岁以上之成人附签证明，以此培养童子军对社会的亲爱友善态度，为张掖社会稳定发挥了应有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掖各学校童子军成员充分利用文艺特长积极参加抗战话剧团、演讲团，发动社会各界抵制日货，宣传抗日主张，为唤醒张掖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抗战意识发挥了独特作用。
随着甘肃成为抗战西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11月5日，日军飞机首次对甘肃境内进行轰炸。此后四年间，日军共出动飞机1081架次，空袭甘肃各市、县71次，与张掖毗邻的武威、永昌均遭受敌军空袭，造成重大人员及财产损失。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张掖各学校将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团作为战时的一支后备力量加紧训练，除童子军训练的基本内容外，各学校就童子军团员依其能力、体格、志愿等实际情况，分别组织侦察组、交通组、宣传组、工程组、募集组、救护组、消防组等，在每周规定时间内加紧开展战时训练，每周六，服务团联合各小学童子军由县童子军理事会集中指导训练一次。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服务团积累了大量的战时服务常识。
为了使童子军的训练、服务内容与战时需要相连接， 1939年3月，甘肃省政府下发《本省初中以上程度均实施军事管理》的训令。4月28日，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向张掖中学发出公函，要求童子军一律实行团部、服务员、童子军三项登记。同年10月甘肃省政府下发《委任军事教官一案指令应有本府委派不得自行聘请》令，要求对全省初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化训练和管理，规定各地军事教官统一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委派，各地不得自行聘请。省政府委派杨步瀛为张掖职校三年级以上学生军训教官。同时，中国童子军总会向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发出训令：“为实地考察各童子军后方服务团工作情形，特委派倪家玺、吴昊梓、陈伟民为同志为视察员，分途向后方及各战区视察童子军战时服务情况”。5月28日，按照甘肃省政府要求，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将各校现有童子军暂编团次，张掖中学为暂编童子军第一团，乐得小学为暂编童子军第二团，甘泉小学为暂编童子军第三团，女子校为暂编童子军第四团，第二区小学为暂编童子军第五团，第四区小学为暂编童子军第六团，第五区小学为暂编童子军第七团。并致函各学校，要求“值此抗战紧急关头，童军训练，尤属刻不容缓。为便于指挥监督，并使全体童军实际训练，借以灌输战时常识起见，将各团并于每周规定时间，加紧训练。”
在前方战事吃紧的形势下，接受童子军训练后的初高中学生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张掖各县所属学校童子军在组织兵役宣传队宣传兵役法，鼓励青年踊跃当兵，保家卫国的同时，一批有志青年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从军，抗战救国。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3月，张掖中学学生何学良、刘均国、王守诚、倪希伦、鲁瑷等15名学生先后志愿从军。童子军时期的军事化训练为张掖青年迅速成长、走向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部队中迅速成熟、成长，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前线战士浴血奋战的同时，作为抗战后方的张掖通过捐募、献金、写寄慰问信等方式支持抗战。1939年6月，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向各县学校发出《奉令征募寒衣及慰劳信》训令，7月13日，又特向张掖中学发函称：“现值第二期抗战开始，各地战事日益激烈，前方将士浴血苦战，亟须精神上之慰劳。仰各级学生与本星期内各写慰劳信一份。”并提出写慰劳信应注意的“内容须诚恳简单，称呼须亲切”等事项。一周后，张掖各学校报送写寄前方抗战将士慰问信1000多封。童子军通过书写慰问信对前线抗战将士进行精神慰藉，鼓励他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10月23日，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再次发出《奉令征募寒衣及慰劳信》的令：“查全面抗战，已历两年，现又秋令已届，严寒将至，前方将士，浴血壕堑，亟须物质上与精神上之慰劳……” 为发动童子军加紧征募寒衣及慰劳信，还特订童子军征募寒衣暨慰劳信办法随令附发，要求“各学校除写慰劳信外，按各校曾经登记的童子军数目，每人至少征募棉背心一件，如征募三件以上者，当分别呈请嘉奖，以表现童子军效忠国家，助人服务之伟大精神。”张掖中学将训令与办法布告全校，要求本校登记的童子军加紧征募。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和各学校一边组织童子军和部分教练员为前线抗战士兵缝制棉背心，一边组织战时后方服务团成员利用课余闲暇时间在指定地段沿门征募衣物，为抗战将士和后方难民尽绵薄之力。
1941年11月，甘肃省教育厅向张掖师范学校发出《中国童子军总会领导全国及海外侨胞童子军为抗战将士征募寒衣运动办法》，要求转所属设有童子军的学校及社团协助进行征募寒衣工作。1942年1月，中国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发出《所属各童子军团从速征募务于五月三十日前将募集此项代金衣服送交本处》训令，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奉令号召全国及海外侨胞童子军为抗战将士征募寒衣及代金40万元；同年，童子军张掖县理事会还为战时被难儿童募集寒衣及代金纪念品。期间，张掖县童子军理事会还委派倪家玺等为童子军特派员，赴各县所属学校指导和联系童子军工作，提出建议、给予技术性帮助，并督促落实征募任务。直至抗战胜利，张掖童子军在中国童子军张掖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抗战胜利后, 随着全国政治和战略形势的变化，中国童子军运动逐渐走向衰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童子军运动结束，张掖童子军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执笔：孙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