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站在新征程的关键节点上，必须从《建议》内容中把握“十五五”时期之“变”，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深刻认识形势任务之“变”，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底气。《建议》立足国内外大局大势，对未来五年的新特征、新趋势作出新判断。一是定位使命之“变”：从“开局起步”向“承前启后”迈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通过实施3个五年规划完成。“十四五”时期开局起步，“十六五”时期最后收官，“十五五”时期的阶段特征是“承前启后”。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要在“十四五”规划收官基础上，向更高目标迈进，任务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质的飞跃；发展成效事关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抓机遇，能否在复杂国际格局中赢得战略主动，能否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战略紧迫性。二是内外环境之“变”：从“复杂变化”向“风险凸显”转换。“十四五”时期对内外环境的判断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强调“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建议》作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新判断，分析国际上具备有利因素的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的严峻挑战；国内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的同时，仍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这意味着，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辩证看待发展环境的危与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三是核心目标之“变”：从“定性目标”向“量化指标”拓展。“十四五”时期提出“六个新”定性目标；《建议》提出七个方面定性目标基础上，明确“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量化指标。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既要同“十四五”时期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确定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任务。要锚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标志性指标，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增速。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牢牢把握发展战略之“变”，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关键。《建议》聚焦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对未来五年发展重点关键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一是产业支撑之“变”：从“体系优化”向“质效引领”升级。“十四五”时期以“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为主，侧重产业结构调整与规模扩张，主要解决产业基础薄弱、链韧性不足等问题；《建议》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核心，强调产业体系的质量效益与核心竞争力。这意味着，产业支撑逻辑已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强不强”，不仅是技术层面升级，更是生产模式、组织形态、价值链条的系统性重构，最终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二是创新驱动之“变”：从“跟跑补短板”向“原创强引领”跃迁。“十四五”时期科技发展聚焦突破“卡脖子”技术补短板；《建议》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战略任务，表明发展战略已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从“补短板”向“锻长板”跃迁。这意味着，科技创新从需求侧管理升级为供给侧创新驱动，由技术革命引领产业变革。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前沿探索与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贯通，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真正实现以“创新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和“规模红利”。三是内需战略之“变”：从“总量扩张”向“供需协同”发力。“十四五”时期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核心，重点通过扩大内需规模、优化供给结构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议》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向调节机制。这意味着，随着居民消费呈现个性化、品质化、服务化新趋势，传统供给体系已难以满足新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短缺”并存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要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发力、协同联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四是发展动力之“变”：从“要素流动”向“规则对接”跨越。“十四五”时期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牵引，通过要素流动实现互利共赢；《建议》则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作出“双向投资合作”“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的战略部署。这意味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以开放合作的确定性对冲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要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又支持本土企业海外布局建立自主产业链；要通过开放倒逼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加速推进制度型开放要素市场化配置。五是治理逻辑之“变”：从“问题应对”向“系统攻坚”推进。“十四五”时期安全问题目标表述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把“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列为主要目标之一，表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布局进入系统化推进阶段。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在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还要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只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一要准确识变，保持战略定力。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乱花迷眼，不畏浮云遮眼，不被带节奏。要通过深学识变，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形势变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以全局视野识变，统筹处理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标的关系，既要以当前任务为要，总结经验、调整策略，为实现长远目标校准方向、纠正偏差，又要以长远目标为纲，倒排工期、细化路径，把“远景图”变成“施工图”。二要积极应变，勇于攻坚克难。“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有不惧变化的勇气、敢于担当的底气、沉着应对的大气，不避艰巨任务重担，不畏现实复杂挑战，锲而不舍，攻坚制胜。要善于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中汲取智慧，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勇于开拓工作思路，善于创新工作方法，敢于突破工作难题。要掌握科学方法，学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找思路、找方法、找答案，避免莽撞蛮干，学会巧干实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要主动求变，敢于善于斗争。唯有保持昂扬的斗志、顽强的意志，锻造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才能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要强化风险预判意识，凡事考虑在先，不呆板僵化、不拘泥形式，适应变化、把握变化、驾驭变化。面对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综合施治、协同发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面对党内突出问题，要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李永贤)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站在新征程的关键节点上，必须从《建议》内容中把握“十五五”时期之“变”，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深刻认识形势任务之“变”，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底气。《建议》立足国内外大局大势，对未来五年的新特征、新趋势作出新判断。一是定位使命之“变”：从“开局起步”向“承前启后”迈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通过实施3个五年规划完成。“十四五”时期开局起步，“十六五”时期最后收官，“十五五”时期的阶段特征是“承前启后”。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要在“十四五”规划收官基础上，向更高目标迈进，任务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质的飞跃；发展成效事关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抓机遇，能否在复杂国际格局中赢得战略主动，能否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战略紧迫性。二是内外环境之“变”：从“复杂变化”向“风险凸显”转换。“十四五”时期对内外环境的判断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强调“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建议》作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新判断，分析国际上具备有利因素的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的严峻挑战；国内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的同时，仍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这意味着，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辩证看待发展环境的危与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三是核心目标之“变”：从“定性目标”向“量化指标”拓展。“十四五”时期提出“六个新”定性目标；《建议》提出七个方面定性目标基础上，明确“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量化指标。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既要同“十四五”时期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确定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任务。要锚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标志性指标，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增速。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牢牢把握发展战略之“变”，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关键。《建议》聚焦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对未来五年发展重点关键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一是产业支撑之“变”：从“体系优化”向“质效引领”升级。“十四五”时期以“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为主，侧重产业结构调整与规模扩张，主要解决产业基础薄弱、链韧性不足等问题；《建议》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核心，强调产业体系的质量效益与核心竞争力。这意味着，产业支撑逻辑已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强不强”，不仅是技术层面升级，更是生产模式、组织形态、价值链条的系统性重构，最终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二是创新驱动之“变”：从“跟跑补短板”向“原创强引领”跃迁。“十四五”时期科技发展聚焦突破“卡脖子”技术补短板；《建议》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战略任务，表明发展战略已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从“补短板”向“锻长板”跃迁。这意味着，科技创新从需求侧管理升级为供给侧创新驱动，由技术革命引领产业变革。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前沿探索与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贯通，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真正实现以“创新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和“规模红利”。三是内需战略之“变”：从“总量扩张”向“供需协同”发力。“十四五”时期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核心，重点通过扩大内需规模、优化供给结构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议》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向调节机制。这意味着，随着居民消费呈现个性化、品质化、服务化新趋势，传统供给体系已难以满足新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短缺”并存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要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发力、协同联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四是发展动力之“变”：从“要素流动”向“规则对接”跨越。“十四五”时期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牵引，通过要素流动实现互利共赢；《建议》则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作出“双向投资合作”“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的战略部署。这意味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以开放合作的确定性对冲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要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又支持本土企业海外布局建立自主产业链；要通过开放倒逼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加速推进制度型开放要素市场化配置。五是治理逻辑之“变”：从“问题应对”向“系统攻坚”推进。“十四五”时期安全问题目标表述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把“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列为主要目标之一，表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布局进入系统化推进阶段。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在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还要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只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一要准确识变，保持战略定力。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乱花迷眼，不畏浮云遮眼，不被带节奏。要通过深学识变，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形势变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以全局视野识变，统筹处理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标的关系，既要以当前任务为要，总结经验、调整策略，为实现长远目标校准方向、纠正偏差，又要以长远目标为纲，倒排工期、细化路径，把“远景图”变成“施工图”。二要积极应变，勇于攻坚克难。“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有不惧变化的勇气、敢于担当的底气、沉着应对的大气，不避艰巨任务重担，不畏现实复杂挑战，锲而不舍，攻坚制胜。要善于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中汲取智慧，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勇于开拓工作思路，善于创新工作方法，敢于突破工作难题。要掌握科学方法，学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找思路、找方法、找答案，避免莽撞蛮干，学会巧干实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要主动求变，敢于善于斗争。唯有保持昂扬的斗志、顽强的意志，锻造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才能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要强化风险预判意识，凡事考虑在先，不呆板僵化、不拘泥形式，适应变化、把握变化、驾驭变化。面对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综合施治、协同发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面对党内突出问题，要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李永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