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开义先生的长篇小说《曲娃》以祁连山北麓的青龙驿为坐标，以主人公钟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为轴，绘制了一幅跨越七十年的时代画卷。作者通过钟生及其周围众多人物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以及人性在生存与道德之间的复杂纠葛，生动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作品不仅在叙事结构上独具匠心，更是在主题表达上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残酷。
一、从挣扎到湮灭：时代浪潮下的个体命运
主人公钟生是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其悲剧性在于，他始终在追逐时代的浪潮，却从未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正如小说结尾邬冕的梦境里钟生化作白胡子曲娃，“活着是任由他人折腾驱使，死后埋进土里也不得安生”——这种无力感，正是无数小人物在时代巨轮下的真实写照。
作为“配角”的其他人物同样具有典型性：钟生的患难之交邬冕一直试图拯救钟生，却总是力不从心；三婶的“就是个哩”口头禅背后，是底层民众对苦难的麻木接受；而妇产科医生以“温柔陷阱”毒杀钟生妻子的情节，则揭示了隐藏在温情下的人性之恶。
二、曲娃与曲娃：魔幻与现实的融合
钟生大号钟荣善，出生于特殊时期的祁连山下。十月底的一天，挺着既将临盆的大肚子的母亲，为了从冰雹后的青稞地里搜寻遗落在地缝里的青稞粒，失足跌落在土沟里，将他生在天寒地冻的枯草上，幸亏在三只曲娃的护佑下得以存活下来，因此取乳名“曲娃”(钟生是成名后他给自己取的笔名)。
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曲娃”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冬眠时“相拥度过寒冬”，苏醒后“啮食草尖露水”的动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名叫曲娃的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是人性困境的隐喻。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曲娃形象，与钟生的命运形成互文：被捕猎的曲娃在钢丝套中挣扎，如同钟生在商海与官场中被名利之网束缚；墓穴中冬眠的曲娃与钟生死后的孤独灵魂重叠，暗示人与动物在生存本质上并无二致。
这种象征在叙事中不断被强化。第一章的噩梦场景中，钟生被曲娃的哀嚎与烈火吞噬，预示了他一生的苦难；尾声的迁坟运动里，钟生的坟墓被推平，曲娃洞穴成为他的最终归宿，暗喻人类文明对自然的掠夺终将反噬自身。作者通过“动物曲娃”与“人曲娃”的对比，提出了尖锐的生态批判：当人类以“发展”之名破坏自然时，其生存状态反而退化为动物的本能挣扎。曲娃的冬眠是顺应天时的智慧，而人类的“冬眠”却是精神麻木与道德沦丧的写照。
三、叙事结构：梦境与现实的镜像交织
《曲娃》的叙事结构呈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特征，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多重交织，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开篇以主人公邬冕的噩梦引入，梦境中“一个面目狰狞、两眼冒血的人从深不可测的曲娃洞里爬出”与曲娃的诡异变形，为全书奠定了荒诞与怪异的基调。这一梦境不仅是邬冕潜意识的投射，更是钟生命运的象征性预演——从人的形态异化为曲娃，暗示了钟生在社会挤压下的“非人化”过程。
梦境与现实的交替叙事贯穿全文。例如，钟生死后，邬冕在返程的动车上看到“崖壁上的影子”，这一意象既是对亡魂的具象化呈现，也隐喻了钟生一生如影随形的苦难。而在尾声部分，邬冕梦见钟生化身为“白胡子曲娃”，以曲娃之口道出“活着没意思”的虚无感，将现实中的悲剧升华为超现实的哲学追问。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张力，更让读者在虚实交错中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小说章节标题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洞·穴”既是曲娃的栖身之所，也是钟生精神世界的缩影；“花落”暗示其事业的凋零与生命的终结；“梦魇”则印证“人生梦，曲娃洞”的深刻主题。这种结构设计，使得小说如同一座精心搭建的迷宫，每个章节都是通向人物命运的一扇门。
四、叙事艺术：魔幻现实主义与深度现实主义的融合
《曲娃》的叙事手法兼具魔幻现实主义与深度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以线性时间展开钟生的一生，但通过梦境、幻觉与象征性场景打破时空界限。第一章开篇的噩梦极具冲击力：血火交织的曲娃洞、化身为野兽的火焰、钟生死前的挣扎，以超现实笔法预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尾声的迁坟运动与钟生化身曲娃的梦境，则形成闭环结构，将现实批判升华为哲学追问。
开义的语言风格兼具魔幻与现实的双重特质。他笔下的西北荒原既是真实的地理空间，又是超现实的隐喻场域。例如，父亲套住的曲娃“像婴儿一样嘤嘤哭泣”，而钟生葬礼上“食罐里的筷子无风自动”，这些描写将民俗信仰与魔幻想象融为一体，令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小说地域文化的书写尤为突出。小说中大量使用方言如“该就”“就是个哩”“母羊贴羔哩，羊羔子没帖起来，母羊溜瘦了”等，并融入二月二吃龙食、丧葬仪式、道家法事等民俗细节。李道士“破狱超度”的场面充满仪式感：铜铃、朱砂、桃木剑等符号，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对生死命题的思考。这种地域性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更使其成为一部西北乡村的“文化志”。
小说对西北风物的描写充满诗意与苍凉感。祁连山的雪幕、青龙河的冰凌、胡杨树的虬枝，不仅是地域景观的呈现，更是人物命运的隐喻。例如，钟生埋葬时“新坟是严严实实的黑，四周却是苍凉煞白的白”，黑白对比象征着他生前身后的孤独；而“曲娃洞”在寒冬中的沉寂与春日的复苏，则暗示着生命的循环与自然的永恒。
五、主题表达：苦难的循环与自然的反讽
小说的核心主题是对“苦难守恒”的探讨。邬冕提出的“苦难守恒定律”：人这一辈子要吃的苦和享的福总量恒定，在钟生身上得到极致体现：童年丧亲、中年风光、晚年疯癫，甚至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不到三个月的坟墓被推平)。这种苦难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制度、环境与人性合谋的产物。
曲娃的意象深化了这一主题。曲娃冬眠时“将自己身体全部掏空”，恰如钟生被生活掏空了尊严与希望；而曲娃举手双“投降”的姿态，则象征人在命运前的无力反抗。小说通过钟生与曲娃的并置，发出振聋发聩的拷问：当人活得不如动物时，文明的意义何在？
自然环境在小说中扮演着冷酷的旁观者角色。祁连山的雪、青龙河的冰、荒野中的饿狼，构成了一幅亘古不变的生存图景。钟生死后，新坟“黑土”与四周“煞白”的雪地形成强烈对比，暗示个体的消亡在自然面前微不足道。这种自然与人性的对立，使得小说在悲悯中透露出一种苍凉的诗意。
六、挽歌和呐喊：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
《曲娃》的深刻性在于其双重批判：既指向外部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深入人性内部的幽暗地带。迁坟运动地方政策与民间伦理的争夺，展示的恰恰是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冲突。
《曲娃》对个人的命运充满悲悯。钟生的妻子被四川商人诱骗、千禧在贫困中挣扎求学、青龙驿村民在饥饿中刨食老鼠仓……这些细节展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韧性。作者并未将苦难浪漫化，而是以冷峻笔触呈现真实：三婶送饭时因恶臭呕吐、钟生的身体流脓被村民躲避、乡党冷眼嘲讽他的不幸……这些场景揭开了苦难的真实面目，直面了生命的卑微与尊严的丧失。
《曲娃》通过钟生的一生，完成了对时代与人性的双重解剖。它既是个体的悲剧，也是集体的寓言；既是西北农村的生存实录，也是对人类普遍困境的叩问。当邬冕在尾声里目睹高楼大厦轰然倒塌、“千万只曲娃裹着裹尸布翻滚而来”时，小说的荒诞感达到顶峰——现代文明的废墟中，人与曲娃的界限早已湮灭。这，何尝不是开义先生对这个世界的思考？
《曲娃》是一部充满野性与诗意的作品。它既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也是对集体记忆的追索。钟生化身曲娃的荒诞结局，暗示着一种超越性的救赎可能：当人类文明陷入困顿时，或许唯有回归自然的本真，才能找回生存生命的意义。小说结尾，邬冕在梦境中看到曲娃“吞食沾着露水的青草尖尖”，而祁连山“打出一个潮湿的响亮哈欠”——这充满生命力的画面，与迁坟后留下的废墟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作者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不应以泯灭人性与毁坏环境为代价。
《曲娃》不仅是祁连山北麓河西大地的色彩斑驳的风物画卷，更是一面照见时代与人性的镜子，作者以从容的笔触在喧嚣尘世的一隅描绘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美好与丑陋。当我们在镜中看到钟生、曲娃以及无数挣扎着的灵魂时，或许会重新思考：在追逐现代化的狂飙中，我们是否也正在成为“曲娃”——冬眠于物质的洞穴，却在一日三餐的奔波中失去了仰望星空的能力？正如小说结尾所问：“当活着不如一只曲娃时，我们还能抓住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正是小说作者武开义先生留给我们的沉重思考。
(作者简介：李得成，现任职于民乐县委党校，副教授，有散文、小说、诗歌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武开义先生的长篇小说《曲娃》以祁连山北麓的青龙驿为坐标，以主人公钟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为轴，绘制了一幅跨越七十年的时代画卷。作者通过钟生及其周围众多人物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以及人性在生存与道德之间的复杂纠葛，生动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作品不仅在叙事结构上独具匠心，更是在主题表达上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残酷。
一、从挣扎到湮灭：时代浪潮下的个体命运
主人公钟生是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其悲剧性在于，他始终在追逐时代的浪潮，却从未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正如小说结尾邬冕的梦境里钟生化作白胡子曲娃，“活着是任由他人折腾驱使，死后埋进土里也不得安生”——这种无力感，正是无数小人物在时代巨轮下的真实写照。
作为“配角”的其他人物同样具有典型性：钟生的患难之交邬冕一直试图拯救钟生，却总是力不从心；三婶的“就是个哩”口头禅背后，是底层民众对苦难的麻木接受；而妇产科医生以“温柔陷阱”毒杀钟生妻子的情节，则揭示了隐藏在温情下的人性之恶。
二、曲娃与曲娃：魔幻与现实的融合
钟生大号钟荣善，出生于特殊时期的祁连山下。十月底的一天，挺着既将临盆的大肚子的母亲，为了从冰雹后的青稞地里搜寻遗落在地缝里的青稞粒，失足跌落在土沟里，将他生在天寒地冻的枯草上，幸亏在三只曲娃的护佑下得以存活下来，因此取乳名“曲娃”(钟生是成名后他给自己取的笔名)。
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曲娃”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冬眠时“相拥度过寒冬”，苏醒后“啮食草尖露水”的动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名叫曲娃的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是人性困境的隐喻。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曲娃形象，与钟生的命运形成互文：被捕猎的曲娃在钢丝套中挣扎，如同钟生在商海与官场中被名利之网束缚；墓穴中冬眠的曲娃与钟生死后的孤独灵魂重叠，暗示人与动物在生存本质上并无二致。
这种象征在叙事中不断被强化。第一章的噩梦场景中，钟生被曲娃的哀嚎与烈火吞噬，预示了他一生的苦难；尾声的迁坟运动里，钟生的坟墓被推平，曲娃洞穴成为他的最终归宿，暗喻人类文明对自然的掠夺终将反噬自身。作者通过“动物曲娃”与“人曲娃”的对比，提出了尖锐的生态批判：当人类以“发展”之名破坏自然时，其生存状态反而退化为动物的本能挣扎。曲娃的冬眠是顺应天时的智慧，而人类的“冬眠”却是精神麻木与道德沦丧的写照。
三、叙事结构：梦境与现实的镜像交织
《曲娃》的叙事结构呈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特征，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多重交织，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开篇以主人公邬冕的噩梦引入，梦境中“一个面目狰狞、两眼冒血的人从深不可测的曲娃洞里爬出”与曲娃的诡异变形，为全书奠定了荒诞与怪异的基调。这一梦境不仅是邬冕潜意识的投射，更是钟生命运的象征性预演——从人的形态异化为曲娃，暗示了钟生在社会挤压下的“非人化”过程。
梦境与现实的交替叙事贯穿全文。例如，钟生死后，邬冕在返程的动车上看到“崖壁上的影子”，这一意象既是对亡魂的具象化呈现，也隐喻了钟生一生如影随形的苦难。而在尾声部分，邬冕梦见钟生化身为“白胡子曲娃”，以曲娃之口道出“活着没意思”的虚无感，将现实中的悲剧升华为超现实的哲学追问。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张力，更让读者在虚实交错中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小说章节标题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洞·穴”既是曲娃的栖身之所，也是钟生精神世界的缩影；“花落”暗示其事业的凋零与生命的终结；“梦魇”则印证“人生梦，曲娃洞”的深刻主题。这种结构设计，使得小说如同一座精心搭建的迷宫，每个章节都是通向人物命运的一扇门。
四、叙事艺术：魔幻现实主义与深度现实主义的融合
《曲娃》的叙事手法兼具魔幻现实主义与深度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以线性时间展开钟生的一生，但通过梦境、幻觉与象征性场景打破时空界限。第一章开篇的噩梦极具冲击力：血火交织的曲娃洞、化身为野兽的火焰、钟生死前的挣扎，以超现实笔法预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尾声的迁坟运动与钟生化身曲娃的梦境，则形成闭环结构，将现实批判升华为哲学追问。
开义的语言风格兼具魔幻与现实的双重特质。他笔下的西北荒原既是真实的地理空间，又是超现实的隐喻场域。例如，父亲套住的曲娃“像婴儿一样嘤嘤哭泣”，而钟生葬礼上“食罐里的筷子无风自动”，这些描写将民俗信仰与魔幻想象融为一体，令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小说地域文化的书写尤为突出。小说中大量使用方言如“该就”“就是个哩”“母羊贴羔哩，羊羔子没帖起来，母羊溜瘦了”等，并融入二月二吃龙食、丧葬仪式、道家法事等民俗细节。李道士“破狱超度”的场面充满仪式感：铜铃、朱砂、桃木剑等符号，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对生死命题的思考。这种地域性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更使其成为一部西北乡村的“文化志”。
小说对西北风物的描写充满诗意与苍凉感。祁连山的雪幕、青龙河的冰凌、胡杨树的虬枝，不仅是地域景观的呈现，更是人物命运的隐喻。例如，钟生埋葬时“新坟是严严实实的黑，四周却是苍凉煞白的白”，黑白对比象征着他生前身后的孤独；而“曲娃洞”在寒冬中的沉寂与春日的复苏，则暗示着生命的循环与自然的永恒。
五、主题表达：苦难的循环与自然的反讽
小说的核心主题是对“苦难守恒”的探讨。邬冕提出的“苦难守恒定律”：人这一辈子要吃的苦和享的福总量恒定，在钟生身上得到极致体现：童年丧亲、中年风光、晚年疯癫，甚至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不到三个月的坟墓被推平)。这种苦难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制度、环境与人性合谋的产物。
曲娃的意象深化了这一主题。曲娃冬眠时“将自己身体全部掏空”，恰如钟生被生活掏空了尊严与希望；而曲娃举手双“投降”的姿态，则象征人在命运前的无力反抗。小说通过钟生与曲娃的并置，发出振聋发聩的拷问：当人活得不如动物时，文明的意义何在？
自然环境在小说中扮演着冷酷的旁观者角色。祁连山的雪、青龙河的冰、荒野中的饿狼，构成了一幅亘古不变的生存图景。钟生死后，新坟“黑土”与四周“煞白”的雪地形成强烈对比，暗示个体的消亡在自然面前微不足道。这种自然与人性的对立，使得小说在悲悯中透露出一种苍凉的诗意。
六、挽歌和呐喊：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
《曲娃》的深刻性在于其双重批判：既指向外部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深入人性内部的幽暗地带。迁坟运动地方政策与民间伦理的争夺，展示的恰恰是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冲突。
《曲娃》对个人的命运充满悲悯。钟生的妻子被四川商人诱骗、千禧在贫困中挣扎求学、青龙驿村民在饥饿中刨食老鼠仓……这些细节展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韧性。作者并未将苦难浪漫化，而是以冷峻笔触呈现真实：三婶送饭时因恶臭呕吐、钟生的身体流脓被村民躲避、乡党冷眼嘲讽他的不幸……这些场景揭开了苦难的真实面目，直面了生命的卑微与尊严的丧失。
《曲娃》通过钟生的一生，完成了对时代与人性的双重解剖。它既是个体的悲剧，也是集体的寓言；既是西北农村的生存实录，也是对人类普遍困境的叩问。当邬冕在尾声里目睹高楼大厦轰然倒塌、“千万只曲娃裹着裹尸布翻滚而来”时，小说的荒诞感达到顶峰——现代文明的废墟中，人与曲娃的界限早已湮灭。这，何尝不是开义先生对这个世界的思考？
《曲娃》是一部充满野性与诗意的作品。它既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也是对集体记忆的追索。钟生化身曲娃的荒诞结局，暗示着一种超越性的救赎可能：当人类文明陷入困顿时，或许唯有回归自然的本真，才能找回生存生命的意义。小说结尾，邬冕在梦境中看到曲娃“吞食沾着露水的青草尖尖”，而祁连山“打出一个潮湿的响亮哈欠”——这充满生命力的画面，与迁坟后留下的废墟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作者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不应以泯灭人性与毁坏环境为代价。
《曲娃》不仅是祁连山北麓河西大地的色彩斑驳的风物画卷，更是一面照见时代与人性的镜子，作者以从容的笔触在喧嚣尘世的一隅描绘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美好与丑陋。当我们在镜中看到钟生、曲娃以及无数挣扎着的灵魂时，或许会重新思考：在追逐现代化的狂飙中，我们是否也正在成为“曲娃”——冬眠于物质的洞穴，却在一日三餐的奔波中失去了仰望星空的能力？正如小说结尾所问：“当活着不如一只曲娃时，我们还能抓住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正是小说作者武开义先生留给我们的沉重思考。
(作者简介：李得成，现任职于民乐县委党校，副教授，有散文、小说、诗歌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