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贵
尽管早在意料之中，但当打开开义一砖头厚的《曲娃》打印稿，还是让人吃惊不小——在这个碎片化时代，不少人沉溺于各种“快餐”不能自拔，真正读书的人本来就愈来愈少，耐着性子写长篇小说的人更是寥寥可数。更何况，在普遍迎合读者、注重市场化多元需求的今天，鲜有人去碰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因为，在网媒时代流行趋势的冲击下，快节奏、娱乐性以及科幻类作品往往能迅速占据市场的热门地位，使得乡土题材长篇创作成为一种冷门。因此，今年春节前，开义抱来一摞稿纸让我看后提出修改意见，一开始我还有几分担心，一来自身才疏学浅，自己说不出个所以然；二来是怕小说主题偏离，担心作者落入俗套。但认真读过作品后，我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像开义这样的成熟写作者永远不会忽视文学作品的核心——人性，他的写作实实在在忠于人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趋近升华。他对乡村生活的审视，并未局限于现实当下，而是着眼于更早的年份和时代，具有广阔的哲思意义，的确值得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静下心来去品读。
作为一位资深记者，开义因文出名，其新闻作品曾一度占据市报的各个版面的显要位置并产生广泛影响，为人却非常低调。一如他的新闻报道，冷静、克制、充满哲理和批判，又不失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曲娃为核心意象，通过主人公钟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周围不同人物的命运，生动折射出70年来社会的变迁。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深刻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是一部饱含人文情怀的深度现实主义杰作。
《曲娃》的主人公钟生，是开义笔下着力塑造的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众生”形象。小说通过钟生的一生，展现了祁连山北麓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钟生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从命途多舛的童年到走出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从农机站修理农机到宣传部的光鲜工作，从当乡长的豪迈到办企业的艰难，从职场官场的拼杀到市场大潮的搏击，最终带着破碎的理想回到原点——钟生的命运如同被猎杀的曲娃，在历史的围追堵截中做出投降的姿态，却仍难逃被碾碎的命运。
《曲娃》中的人物塑造极具复杂性和多义性，作者没有把人物进行“脸谱化”的简单道德判断，而是以理解与包容的态度，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主人公钟生既非完人，也非恶人，他有着农民的狡黠与知识分子的天真，在权势面前会卑躬屈膝，在朋友遭遇困境时也会伸以援手。这种复杂性在他与肖玉年的对比中尤为明显：一个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一个在官场中逐渐异化，然而两人最终都未能逃脱悲剧结局。小说中还有几个重要的角色，如肖玉年、牛多文、邬增寿、宁尚功等，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命运轨迹。从肖玉年到牛多文，从邬增寿到宁尚功，从乡镇到企业，从职场到官场，他们都在前赴后继地演绎着似曾相识的人生轨迹。这种命运的重复性不禁引发读者深思：为何这些人物都陷进这个老套子？是本性使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后遗症？作者通过不同时空环境下几个形象的描绘，将一个抽象的命题做到了具象化。而在具象化的过程中，意识流语言的绵密、隐喻与象征特性，使得文字达到了“多义”的表达境界，从而将时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真诚与虚伪，生存的辩证法等命题镶嵌进文字，在眼花缭乱的叙述里，抵达他所营造的终点。
《曲娃》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翔实地记录了一个人的一生，更揭示了整个时代的病症。文学有尊严有硬度，亦有它的柔韧性。钟生每次“成功”后的失败，都暗示着某种结构性困境：他可以修好将要报废的农机，却修不好体制的故障；他能写出漂亮的新闻稿，却写不出现实的真相；他创办的企业盈利巨大，却无法抵挡权力的掠夺……这种困境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小说中的曲娃意象构成了精妙的隐喻系统，成为理解人物命运和小说主题的钥匙。曾经风光无限的“钟大笔”，离世之际，竟如一只冻僵的麻袋，硬邦邦、孤零零地蜷缩在他亲手建起的亚麻厂那破败不堪的炕角。这个细节，让人深切感受到命途的乖戾多舛和命运的变幻无常，以及一个底层人物命运的悲惨际遇，更让人体会到人情薄凉与人性深处的暗影。
任何文体中，细节都是支撑文字大厦的砖瓦，是混凝土砂石，缺少了细节，文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曲娃》在人物塑造上展现了惊人的真实感，通过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对话、每一个心理活动，都经过精心设计，既服务于情节发展，又揭示人物性格，同时还承载着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
小说的叙事结构极为精巧，语言风格独特，既有西北地域文化的质朴与粗犷，又有书写者的细腻与才情。作者不时地从故事中走出来，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又能适时适当地踱回去，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这种叙事节奏的把握，显示出开义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娴熟掌控。
一个人的本质，要向他倾情投注的对象中找寻。写作可能是最应具备这一性质的劳作。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来说，乡村生活并不陌生。一部作品的审美风貌一定是作者个性与文化素养的综合呈现。写作的确是必须亮出个体本质的劳作。写作想隐瞒个体本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胡编乱造的“虚构”显然不是创作，创作需要饱含着极苍茫又极细腻的情怀及人性洞察。
《曲娃》作为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乡村生活的记录，更在于对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考。在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品要么过于理想化，将乡村描绘成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要么过于悲情化，将乡村描绘成衰败凋零的末日景象。而开义则以一种平衡和客观的态度，展现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他在小说中既写了乡村的温情与美好——那些艰难时代递过来的剩饭，三叔三婶收留孤儿的温暖，都是灰烬里的火星子；也写了乡村的残酷与冷漠——人情的薄凉，权力的肆虐，传统的消亡。这种复杂而多元的乡村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乡村的简单想象，呈现出更为真实和丰富的乡村世界。
合上书页的那个夜晚，我轻轻点击手机屏幕，给开义发去一条信息：“你笔下流淌的，哪里是虚构的小说，分明是为我们这代人细细勾勒的一幅生死账簿啊”。他回了个苦笑的表情：“哪用我记？我们这样的人，每个人心里不都藏着一个自己的《曲娃》吗？”是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自己的《曲娃》，它是我们与时代、与命运、与自我的对话，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曲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照出了我们每个人与时代、与命运的关系。
开义搞了半辈子新闻，天命之年方进入小说创作，而一入手就是长篇，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旧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亦是旧话。因为，面对生命的原点、恒常的伦理，老旧的题材也有日日新的内涵。实际上，开义是个“每逢大事有静气”之人，所以他阅世处事平和、平静，面对生活之变，从不惊慌、惊愕，很少市井之气，他待人接物也不工于机心、不工于功利，面对名疆利场，也很少在“实用”的层面流连驻足，所以他能守住初心，在喧嚣中守住自己，沉寂数年，一鸣惊人，写出这样的煌煌大作。他将坦荡作用到文字上，一切都依据自己真实、深刻和准确的体验，像沙里淘金，一粒一粒地积累，终于囊中满盈，金光闪闪，终成大气象。虽然小说的取材不过是一个个微小的个体生命，但螺蛳壳里做道场，我猜想他的寓意远不止于此，他塑造出了典型的形象，写出了关乎人情、人性众生俱感的普遍道理。
当然，《曲娃》仍存在三处留白，在此一并指出：首先，女性角色成为了失声的主体。小说中，三婶、姐姐、三巧等女性几乎都以受苦者的身份静默出现。其次，权力被展示却未被拆解。小说对官商民三角关系刻画的丝丝入扣，乡镇企业审批、扶贫指标分配、媒体宣传套路，几乎构成了一部基层权力运行的白皮书，然而，叙述却缺乏对权力微观技术的深入剖析，没能让读者看到权力内部的毛细血管。再者，在打破乡土叙事最后一公里方面仍存局限。《曲娃》虽展现了70年的农村发展历程，但在凸显现代化转型、基层治理、生态移民等当下议题方面着墨不足——长篇小说的严肃性并非拒绝流量，而是需将深度转化为共情入口，让青年人也能在钟生的溃败中，照见自身996与内卷的困境。
行文至此，仍回归到一句老话：批评不是拆台，而是助作品继续生长。愿《曲娃》在更多维度的审视中，成为一部真正被读开的乡土当代史。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山东散文》《安徽文学》《甘肃日报》《甘肃文艺》《税收文学》等。
李腾贵
尽管早在意料之中，但当打开开义一砖头厚的《曲娃》打印稿，还是让人吃惊不小——在这个碎片化时代，不少人沉溺于各种“快餐”不能自拔，真正读书的人本来就愈来愈少，耐着性子写长篇小说的人更是寥寥可数。更何况，在普遍迎合读者、注重市场化多元需求的今天，鲜有人去碰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因为，在网媒时代流行趋势的冲击下，快节奏、娱乐性以及科幻类作品往往能迅速占据市场的热门地位，使得乡土题材长篇创作成为一种冷门。因此，今年春节前，开义抱来一摞稿纸让我看后提出修改意见，一开始我还有几分担心，一来自身才疏学浅，自己说不出个所以然；二来是怕小说主题偏离，担心作者落入俗套。但认真读过作品后，我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像开义这样的成熟写作者永远不会忽视文学作品的核心——人性，他的写作实实在在忠于人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趋近升华。他对乡村生活的审视，并未局限于现实当下，而是着眼于更早的年份和时代，具有广阔的哲思意义，的确值得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静下心来去品读。
作为一位资深记者，开义因文出名，其新闻作品曾一度占据市报的各个版面的显要位置并产生广泛影响，为人却非常低调。一如他的新闻报道，冷静、克制、充满哲理和批判，又不失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曲娃为核心意象，通过主人公钟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周围不同人物的命运，生动折射出70年来社会的变迁。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深刻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是一部饱含人文情怀的深度现实主义杰作。
《曲娃》的主人公钟生，是开义笔下着力塑造的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众生”形象。小说通过钟生的一生，展现了祁连山北麓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钟生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从命途多舛的童年到走出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从农机站修理农机到宣传部的光鲜工作，从当乡长的豪迈到办企业的艰难，从职场官场的拼杀到市场大潮的搏击，最终带着破碎的理想回到原点——钟生的命运如同被猎杀的曲娃，在历史的围追堵截中做出投降的姿态，却仍难逃被碾碎的命运。
《曲娃》中的人物塑造极具复杂性和多义性，作者没有把人物进行“脸谱化”的简单道德判断，而是以理解与包容的态度，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主人公钟生既非完人，也非恶人，他有着农民的狡黠与知识分子的天真，在权势面前会卑躬屈膝，在朋友遭遇困境时也会伸以援手。这种复杂性在他与肖玉年的对比中尤为明显：一个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一个在官场中逐渐异化，然而两人最终都未能逃脱悲剧结局。小说中还有几个重要的角色，如肖玉年、牛多文、邬增寿、宁尚功等，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命运轨迹。从肖玉年到牛多文，从邬增寿到宁尚功，从乡镇到企业，从职场到官场，他们都在前赴后继地演绎着似曾相识的人生轨迹。这种命运的重复性不禁引发读者深思：为何这些人物都陷进这个老套子？是本性使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后遗症？作者通过不同时空环境下几个形象的描绘，将一个抽象的命题做到了具象化。而在具象化的过程中，意识流语言的绵密、隐喻与象征特性，使得文字达到了“多义”的表达境界，从而将时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真诚与虚伪，生存的辩证法等命题镶嵌进文字，在眼花缭乱的叙述里，抵达他所营造的终点。
《曲娃》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翔实地记录了一个人的一生，更揭示了整个时代的病症。文学有尊严有硬度，亦有它的柔韧性。钟生每次“成功”后的失败，都暗示着某种结构性困境：他可以修好将要报废的农机，却修不好体制的故障；他能写出漂亮的新闻稿，却写不出现实的真相；他创办的企业盈利巨大，却无法抵挡权力的掠夺……这种困境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小说中的曲娃意象构成了精妙的隐喻系统，成为理解人物命运和小说主题的钥匙。曾经风光无限的“钟大笔”，离世之际，竟如一只冻僵的麻袋，硬邦邦、孤零零地蜷缩在他亲手建起的亚麻厂那破败不堪的炕角。这个细节，让人深切感受到命途的乖戾多舛和命运的变幻无常，以及一个底层人物命运的悲惨际遇，更让人体会到人情薄凉与人性深处的暗影。
任何文体中，细节都是支撑文字大厦的砖瓦，是混凝土砂石，缺少了细节，文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曲娃》在人物塑造上展现了惊人的真实感，通过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对话、每一个心理活动，都经过精心设计，既服务于情节发展，又揭示人物性格，同时还承载着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
小说的叙事结构极为精巧，语言风格独特，既有西北地域文化的质朴与粗犷，又有书写者的细腻与才情。作者不时地从故事中走出来，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又能适时适当地踱回去，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这种叙事节奏的把握，显示出开义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娴熟掌控。
一个人的本质，要向他倾情投注的对象中找寻。写作可能是最应具备这一性质的劳作。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来说，乡村生活并不陌生。一部作品的审美风貌一定是作者个性与文化素养的综合呈现。写作的确是必须亮出个体本质的劳作。写作想隐瞒个体本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胡编乱造的“虚构”显然不是创作，创作需要饱含着极苍茫又极细腻的情怀及人性洞察。
《曲娃》作为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乡村生活的记录，更在于对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考。在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品要么过于理想化，将乡村描绘成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要么过于悲情化，将乡村描绘成衰败凋零的末日景象。而开义则以一种平衡和客观的态度，展现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他在小说中既写了乡村的温情与美好——那些艰难时代递过来的剩饭，三叔三婶收留孤儿的温暖，都是灰烬里的火星子；也写了乡村的残酷与冷漠——人情的薄凉，权力的肆虐，传统的消亡。这种复杂而多元的乡村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乡村的简单想象，呈现出更为真实和丰富的乡村世界。
合上书页的那个夜晚，我轻轻点击手机屏幕，给开义发去一条信息：“你笔下流淌的，哪里是虚构的小说，分明是为我们这代人细细勾勒的一幅生死账簿啊”。他回了个苦笑的表情：“哪用我记？我们这样的人，每个人心里不都藏着一个自己的《曲娃》吗？”是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自己的《曲娃》，它是我们与时代、与命运、与自我的对话，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曲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照出了我们每个人与时代、与命运的关系。
开义搞了半辈子新闻，天命之年方进入小说创作，而一入手就是长篇，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旧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亦是旧话。因为，面对生命的原点、恒常的伦理，老旧的题材也有日日新的内涵。实际上，开义是个“每逢大事有静气”之人，所以他阅世处事平和、平静，面对生活之变，从不惊慌、惊愕，很少市井之气，他待人接物也不工于机心、不工于功利，面对名疆利场，也很少在“实用”的层面流连驻足，所以他能守住初心，在喧嚣中守住自己，沉寂数年，一鸣惊人，写出这样的煌煌大作。他将坦荡作用到文字上，一切都依据自己真实、深刻和准确的体验，像沙里淘金，一粒一粒地积累，终于囊中满盈，金光闪闪，终成大气象。虽然小说的取材不过是一个个微小的个体生命，但螺蛳壳里做道场，我猜想他的寓意远不止于此，他塑造出了典型的形象，写出了关乎人情、人性众生俱感的普遍道理。
当然，《曲娃》仍存在三处留白，在此一并指出：首先，女性角色成为了失声的主体。小说中，三婶、姐姐、三巧等女性几乎都以受苦者的身份静默出现。其次，权力被展示却未被拆解。小说对官商民三角关系刻画的丝丝入扣，乡镇企业审批、扶贫指标分配、媒体宣传套路，几乎构成了一部基层权力运行的白皮书，然而，叙述却缺乏对权力微观技术的深入剖析，没能让读者看到权力内部的毛细血管。再者，在打破乡土叙事最后一公里方面仍存局限。《曲娃》虽展现了70年的农村发展历程，但在凸显现代化转型、基层治理、生态移民等当下议题方面着墨不足——长篇小说的严肃性并非拒绝流量，而是需将深度转化为共情入口，让青年人也能在钟生的溃败中，照见自身996与内卷的困境。
行文至此，仍回归到一句老话：批评不是拆台，而是助作品继续生长。愿《曲娃》在更多维度的审视中，成为一部真正被读开的乡土当代史。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山东散文》《安徽文学》《甘肃日报》《甘肃文艺》《税收文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