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曲娃》，我们该说些什么
李学辉
一
对写作者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密码”和“追求出口”。“精神密码”决定作品的质地，“追求出口”决定作品的成色。作品的质地和成色与读者的阅读想象力一交集，其作品与时代相匹配的切入点和生发点就会完全呈现。
还有，“对自然的感动和人的感动。”
关于“文学的调性”与“重建心灵秩序”的规则，从深度解读编辑家汪惠仁先生的《枯坐集——语言自治或文学活性问题》，和青年评论家张鹏禹的《青年写作及其“敌人”》可得到启示。毕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群体在当代语境下的表达，已受到各种挑战。
重构与建设，不仅能使文学形象丰满而非“窄化”，更要与时代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水浅的地方的石头都被人摸过了”，即便是题材，能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点地域的新鲜感与生命经验的体现，越来越成为不容易的事了。
尤其是我们这些被称之为基层的写作者们。
二
每一个写作者都在“磨损内心”。从《钟生》到《祁连山北麓》再到《曲娃》，这不仅是作品名称的改变，而是一种指向。钟生是小说主人公，北麓是故事发生地的泛指，“曲娃”则是一种“活态”表现。“万物都是心灵的镜子”。品读武开义先生为《曲娃》所撰的《后记：人生梦，曲娃洞》，就可洞见他面对这一题材“磨损内心”的过程。
为作品打上“标签”容易，真正探讨作者内心阵痛的原由需要认真研读作品。而其贯穿于时代变迁中的精神脉络和道德判断，是作品与作者的双向契合。
海明威先生说：作者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角色是模仿。
大凡小说，能让人物不是以角色扮演者出现，而是以人物自觉地呈现时，作者已摒弃了个人的主观色彩，读者从中捕捉到的气息和被书中所塑造的人物所感动，这是作品文学性的反映。
文学性，永远是作品的底色。
三
武开义先生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祁连山貌、植被、动物，更是生活在祁连山北麓人们的生活变迁和心路历程。
景色的美丽替代不了人们内心的痛楚。
李敬泽先生说：“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丽的景图。”如何连接这几种“事情”，是一种能力。
还是回到《曲娃》这部小说本身。
毫无疑问，曲娃和钟生是一个综合体。
每一个到过草原上的人，都会被曲娃的憨态所吸引。作为群居性动物，曲娃通常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它们会挖掘复杂的洞穴系统，不仅用于居住和冬眠，还用于躲避敌害、储存食物和繁殖后代。尽管性格温和，但在特定情况下，它们对人类和同类都具有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是为了生存和自保。曲娃的昼行性、冬眠性、草食性、繁殖性、群居性、洞穴性、攻击性等诸多的习性一连接，这些“事情”就不再单一，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图景。
人亦如是。
钟生历尽童年的不幸，青年的转折，中年的风生水起，贯穿其一生的起起落落，是一个时代中怀有强烈的奋斗意识和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不甘于命运主宰而奋起抗争的悲情者。作家、媒体人、商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总能自带光环，黯然谢幕时，往往“受伤”极重，不屈于命运而又不可自拔，也无法自拔。偶然的“风景”在云层下摇晃，一旦落下，形成的雨点砸到的只有自己。而一直围绕在他身边的邬冕、老贾等人，关键时刻都成为友情的“稻草”，能触手可及又无力翻盘。南垣乡、青龙驿、报社编辑部，一直变换的舞台，本来就无法为没有多少社会根基的钟生提供强大的支撑，而勉强拼凑的社会关系，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土崩瓦解。
权力、愚昧、贫穷、凶蛮并非小说的全部，还有温情与深刻，以及那种生来与俱的“疼痛感”。魔幻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叛，曲娃与钟生，就这样隐隐约约、明明暗暗，沉默不语与高声喧哗，在现实与虚幻中让小说变得扑朔迷离。这也是《曲娃》这部小说的看点之一。
四
在文学创作的当下，以什么来撞开“内心的城墙之门”，没有标准答案。
“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叙事资源的现代转化已然成为作家们日渐清晰和自觉的实践。”这是徐则臣先生一直强调的话题。
大凡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于“聊斋”的童年语境。在这个语境下耳濡目染成长的人，骨子里都镌刻了一种云里雾里的现实与虚幻的记忆。只要一触及写作，记忆的闸门往往会主动开启。散落的点点滴滴，一聚合就会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会随着情节的延伸而起起伏伏。“白天陶渊明，晚上西门庆”，绝对不是调侃，而是一种二律背反。既便肖玉年、牛多文等人，还有与此同进同出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是一种时代的镜像。千禧，那个目睹钟生结局的孩子，能否从父亲的悲剧中“走出”而获得新生，这可能不是小说能解决的问题。
“作家的创作要依靠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其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人生观，才是小说的筋骨。”
邓刚先生在《回顾小说创作一二三四》中所阐述的经验，对基层文学写作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武开义先生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为《曲娃》的圆满完成提供了一种可资依凭的保证。
五
从海量的题材中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题材，得有个“打捞”的过程。一旦找到能拿得住的题材，必须让自己“寂寞”，才能在“诗意的世界”里展现其才华。
“不在于你写什么，也不在于你怎么写，关键是你写成了什么。”
完成度，是衡量一部小说能否立起来的要素之一。
“青草疼绿羊的嘴，路程歪了马腿。”诗人单永珍先生的这句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审视小说的别样风景。
武开义先生站过讲台、当过编辑记者，现为报纸主编。记者的敏感性，往往让他对各种社会现象有着敏锐的认知。评判新闻事件，需要客观。写小说，更不是臆测。小说不是新闻的翻版。“新闻结束的时候，小说才开始。”这是行话。与武开义先生，我迄今还未谋面，但并不影响我品读他的小说。作为一个读者，认真阅读一个人的长篇小说，需要排除的是敷衍。近年来，因了在基层，我每年往往要阅读诸多的基层写作者的作品。依诗人、评论家王元忠先生的观点，基层作者往往“很少得到关注和推介”，这也不是谁的过错。基层写作者，必须有“冷暖自知”的心态，必须对文学更具有敬畏心，哪怕成不了文学大海里的浪花，在自己生活的河流中，能将一丝溪流汇入河中，也能体现书写生活的责任与担当。
因而，在乙巳伏天，为开义先生的大作做了一回读者，也是一种荣幸。作为读者，读出来的是感觉，而开义先生为这部小说披阅八载的付出，更是感同深受。
我们一直在路上，也将永远走在写作的路上。我们都在老老实实走自己的路。走出去，有鲜花和掌声；走不出去，还有内心的热爱和虔诚。得与失，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曾爱过，写过。这就足够了。
(该文系李学辉先生为武开义长篇小说《曲娃》所作的序。李学辉，著名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凉州三部曲”《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及《李学辉的小说》《月亮下蛋》《凉州食事》等。)
对于《曲娃》，我们该说些什么
李学辉
一
对写作者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密码”和“追求出口”。“精神密码”决定作品的质地，“追求出口”决定作品的成色。作品的质地和成色与读者的阅读想象力一交集，其作品与时代相匹配的切入点和生发点就会完全呈现。
还有，“对自然的感动和人的感动。”
关于“文学的调性”与“重建心灵秩序”的规则，从深度解读编辑家汪惠仁先生的《枯坐集——语言自治或文学活性问题》，和青年评论家张鹏禹的《青年写作及其“敌人”》可得到启示。毕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群体在当代语境下的表达，已受到各种挑战。
重构与建设，不仅能使文学形象丰满而非“窄化”，更要与时代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水浅的地方的石头都被人摸过了”，即便是题材，能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点地域的新鲜感与生命经验的体现，越来越成为不容易的事了。
尤其是我们这些被称之为基层的写作者们。
二
每一个写作者都在“磨损内心”。从《钟生》到《祁连山北麓》再到《曲娃》，这不仅是作品名称的改变，而是一种指向。钟生是小说主人公，北麓是故事发生地的泛指，“曲娃”则是一种“活态”表现。“万物都是心灵的镜子”。品读武开义先生为《曲娃》所撰的《后记：人生梦，曲娃洞》，就可洞见他面对这一题材“磨损内心”的过程。
为作品打上“标签”容易，真正探讨作者内心阵痛的原由需要认真研读作品。而其贯穿于时代变迁中的精神脉络和道德判断，是作品与作者的双向契合。
海明威先生说：作者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角色是模仿。
大凡小说，能让人物不是以角色扮演者出现，而是以人物自觉地呈现时，作者已摒弃了个人的主观色彩，读者从中捕捉到的气息和被书中所塑造的人物所感动，这是作品文学性的反映。
文学性，永远是作品的底色。
三
武开义先生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祁连山貌、植被、动物，更是生活在祁连山北麓人们的生活变迁和心路历程。
景色的美丽替代不了人们内心的痛楚。
李敬泽先生说：“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丽的景图。”如何连接这几种“事情”，是一种能力。
还是回到《曲娃》这部小说本身。
毫无疑问，曲娃和钟生是一个综合体。
每一个到过草原上的人，都会被曲娃的憨态所吸引。作为群居性动物，曲娃通常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它们会挖掘复杂的洞穴系统，不仅用于居住和冬眠，还用于躲避敌害、储存食物和繁殖后代。尽管性格温和，但在特定情况下，它们对人类和同类都具有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是为了生存和自保。曲娃的昼行性、冬眠性、草食性、繁殖性、群居性、洞穴性、攻击性等诸多的习性一连接，这些“事情”就不再单一，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图景。
人亦如是。
钟生历尽童年的不幸，青年的转折，中年的风生水起，贯穿其一生的起起落落，是一个时代中怀有强烈的奋斗意识和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不甘于命运主宰而奋起抗争的悲情者。作家、媒体人、商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总能自带光环，黯然谢幕时，往往“受伤”极重，不屈于命运而又不可自拔，也无法自拔。偶然的“风景”在云层下摇晃，一旦落下，形成的雨点砸到的只有自己。而一直围绕在他身边的邬冕、老贾等人，关键时刻都成为友情的“稻草”，能触手可及又无力翻盘。南垣乡、青龙驿、报社编辑部，一直变换的舞台，本来就无法为没有多少社会根基的钟生提供强大的支撑，而勉强拼凑的社会关系，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土崩瓦解。
权力、愚昧、贫穷、凶蛮并非小说的全部，还有温情与深刻，以及那种生来与俱的“疼痛感”。魔幻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叛，曲娃与钟生，就这样隐隐约约、明明暗暗，沉默不语与高声喧哗，在现实与虚幻中让小说变得扑朔迷离。这也是《曲娃》这部小说的看点之一。
四
在文学创作的当下，以什么来撞开“内心的城墙之门”，没有标准答案。
“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叙事资源的现代转化已然成为作家们日渐清晰和自觉的实践。”这是徐则臣先生一直强调的话题。
大凡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于“聊斋”的童年语境。在这个语境下耳濡目染成长的人，骨子里都镌刻了一种云里雾里的现实与虚幻的记忆。只要一触及写作，记忆的闸门往往会主动开启。散落的点点滴滴，一聚合就会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会随着情节的延伸而起起伏伏。“白天陶渊明，晚上西门庆”，绝对不是调侃，而是一种二律背反。既便肖玉年、牛多文等人，还有与此同进同出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是一种时代的镜像。千禧，那个目睹钟生结局的孩子，能否从父亲的悲剧中“走出”而获得新生，这可能不是小说能解决的问题。
“作家的创作要依靠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其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人生观，才是小说的筋骨。”
邓刚先生在《回顾小说创作一二三四》中所阐述的经验，对基层文学写作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武开义先生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为《曲娃》的圆满完成提供了一种可资依凭的保证。
五
从海量的题材中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题材，得有个“打捞”的过程。一旦找到能拿得住的题材，必须让自己“寂寞”，才能在“诗意的世界”里展现其才华。
“不在于你写什么，也不在于你怎么写，关键是你写成了什么。”
完成度，是衡量一部小说能否立起来的要素之一。
“青草疼绿羊的嘴，路程歪了马腿。”诗人单永珍先生的这句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审视小说的别样风景。
武开义先生站过讲台、当过编辑记者，现为报纸主编。记者的敏感性，往往让他对各种社会现象有着敏锐的认知。评判新闻事件，需要客观。写小说，更不是臆测。小说不是新闻的翻版。“新闻结束的时候，小说才开始。”这是行话。与武开义先生，我迄今还未谋面，但并不影响我品读他的小说。作为一个读者，认真阅读一个人的长篇小说，需要排除的是敷衍。近年来，因了在基层，我每年往往要阅读诸多的基层写作者的作品。依诗人、评论家王元忠先生的观点，基层作者往往“很少得到关注和推介”，这也不是谁的过错。基层写作者，必须有“冷暖自知”的心态，必须对文学更具有敬畏心，哪怕成不了文学大海里的浪花，在自己生活的河流中，能将一丝溪流汇入河中，也能体现书写生活的责任与担当。
因而，在乙巳伏天，为开义先生的大作做了一回读者，也是一种荣幸。作为读者，读出来的是感觉，而开义先生为这部小说披阅八载的付出，更是感同深受。
我们一直在路上，也将永远走在写作的路上。我们都在老老实实走自己的路。走出去，有鲜花和掌声；走不出去，还有内心的热爱和虔诚。得与失，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曾爱过，写过。这就足够了。
(该文系李学辉先生为武开义长篇小说《曲娃》所作的序。李学辉，著名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凉州三部曲”《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及《李学辉的小说》《月亮下蛋》《凉州食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