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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前的位置 : 中国张掖网 >> 印象 >> 文化 西部文化|浅谈张掖藏经与写经 来源:中国书法报    0 人参与互动 2018年10月09日 10:35

  张掖大佛寺所藏经书共7794卷。较之甘肃各市州同类藏品,数量既多,质量更精,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其中国宝级文物——明代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更是蜚声海内外。张掖史上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写经活动,所成经书对研究明清时期宗教、社会、书法等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对张掖藏经与写经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并试图从文物与书法研究的角度分析张掖藏经与写经的意义和价值。

张掖风光·大佛寺 摄影:陈冈

  由于绢帛纸张的技术局限及战乱兵燹等诸多原因,历史上书法名家的真迹很难见到。了解彼时之书法,我们需要借助碑刻和字帖,而碑刻经加工雕刻,字帖经不断翻印,往往与书法真迹有较大出入,所以认识了解古代书法,民间写经就成为一个重要渠道。

张掖博物馆藏金银书《心地观经》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写经书法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写经年代久远,最早写于305年,最晚写于1002年,前后历时近700年。张掖史上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军事重镇与贸易中心,和敦煌同为汉武帝所置河西四郡之一,两地相去500公里,地理相邻,风俗相近,在藏经写经方面亦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张掖写经和敦煌写经的关系,有待专家学者考证,本文主要就张掖藏经与写经略述孔见。

  张掖藏经概况

  自佛教传入中国,因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写经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佛家和经生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仅借此传承了佛教文化,写经书法也在艺术上得以升华,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书法形式。也就是说,写经对于佛教的传播和书法艺术的发扬具有双重推动作用。

  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历经风雨,千年不衰。该寺作为史上规格较高的皇家寺庙,建筑物和各种文物及经书保存完整,这在全国亦不多见。大佛寺修建之初,西夏太后常来居住,相传元世祖忽必烈亦降生于斯。寺内藏有唐宋以来佛经和经板7794卷(块)。其中唐咸亨元年墨书写经一卷、《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官版5301卷、《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手抄补藏852卷、手抄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558卷(279本)、金银书“五大部”佛经126卷,姑苏版“五大部”佛经132卷,金银书藏文写经140册页、墨书藏文经412卷(页)、清银粉写经5卷、明清佛经雕版795块。以上藏经,誉满华夏的稀世之珍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俗称“张掖金经”)为海内独有,明英宗敕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为保存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佛经,被赵朴初先生称为国宝,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

  据学术界粗略统计,敦煌藏经洞所藏经文约有40000余件,国内收藏仅11000余件,其中北京图书馆藏10000件,全国其他地方藏1000多件,大部分流失海外,藏于英、法、日、德、韩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陈寅恪先生为此痛心疾首:“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张掖博物馆设在张掖大佛寺内。多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对张掖藏经等文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使大批经书古籍得以完整保存。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之下,中央财政拨专款加固藏经库,解决恒温恒湿问题,经书保存环境大为改善。

  明宣宗朱瞻基有言:“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作为丝路重镇,兼佛教兴盛,明代甘肃省级佛教管理机构一度设在张掖。僧众之外,不论官绅还是普通民众,为积德行善,都积极参与修建庙窟,以寺庙众多,明清以来张掖形成了“半城芦苇半城塔影”“三分庙七分水”的城市格局。张掖所藏经书,大部分为御赐,规格极高,书写规范,刻工精湛,艺术水平很高。大佛寺藏经外,由于明初肃王初封甘州,肃王就藩后,内府封赏所颁典册,亦代有所获,多存尊经阁,后遭丁国栋、米喇印焚毁,存世无多。张掖图书馆所藏永乐内府刻本《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不分卷》,或为仅存孑遗。除此而外,由于写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张掖藏经的一部分,为僧侣、居士、文人、商人、手工业者、官员以及经生等民间所写,书法水平参差不齐。陈寅恪先生有言:“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张掖写经书法即为佐证。

  张掖史上三次较大规模写经活动

  一、明正统六年(1441)官方组织写经

  是年,御赐《北藏》首部运抵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鲁安公王贵组织写经活动,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用绀青纸,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此次写经多为地方名士,经书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秀雅美,金银颜色经久不褪,充满华美庄严之感,使人观之而肃然起敬。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由官方组织的佛教文化传播和当时社会的书法水准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书造五大部金经

  是年五月,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署寺督纲藏卜省吉号召当地信教官弁与群众,以金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范本,捐资助造《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便佛报恩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身心地观经》五大部佛经。经文均为正楷,经书中“佛”“菩萨”等均用金粉书写,其他经文用银粉书写。经文内容丰富,历史、艺术价值颇高。参与本次写经活动的人数达到300多人。通过上述经卷,我们就会对张掖当时的佛教传播盛况和书法活动的规模有一个相应的了解和认识。

  三、顺治五年(1648)至康熙三年(1664)补造《北藏》

  清代顺治五年,甘州丁国栋、米喇印率众起兵,兵乱导致900余卷《北藏》佛经失毁。抄补典籍,中华代有传统。《北藏》部分失毁后16年间,大佛寺僧众与佛教信徒会同武威罗什寺补造了所失佛经,于康熙三年补造完毕。佛经以《千字文》编号,每函10卷至14卷不等。此次抄经为寺院召集僧众和佛教信徒完成,尽管书写良莠不齐,但对研究清代民族宗教、民间书法仍具重要价值。

  张掖写经的特点和意义

  一、规模大、数量多

  张掖三次大型写经活动都在明清时期。首次由官方组织,发起组织者王贵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资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名士写经600卷。正统七年王贵去世,左少太监李贵接续组织完成抄经工作。而第三次抄经为民间寺院组织。三次大型写经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信众之多,为史上所鲜见。每次参与写经的名士、僧众达数百人,三次写经凡1000余卷。

  二、质量好、品级高

  首次写经,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等称谓以金泥重描,每卷扉页用金线描绘曼荼罗佛画一幅。当代考古界泰斗宿白教授两次考察张掖大佛寺,对“张掖金经”及“张掖金经”曼荼罗扉画赞不口绝。“张掖金经,稀世之珍”,誉满华夏。第二次写经活动完成的“五大部金经”,虽材质工艺均未达到“张掖金经”之精美,但仍为不可多得之佛教瑰宝。第三次写经为民间寺院组织,各方面更为逊色。但无论如何,三次写经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水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些经书甚至可与官版经书媲美。1996年,“张掖金经”及“张掖金经”曼荼罗扉画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国宝级佛教历史文物,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楷法精美,雍容华丽

  写经一事,不独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亦以积累功德为目的,更兼佛教之于写经者心灵的沐浴教化,所以写经较之其他书写活动,书者心灵更显虔诚而纯洁,书写过程格外郑重而规范,明清以来尤其如此。受政府主导,书写材质、写经书法自身发展特点、元明以来复古书风,以及明前、中期馆阁书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张掖写经以小楷为主,鲜有行草篆隶。虽然经出众手,亦非名家,然总体重视楷法的工稳精致,用笔线条舒畅简洁,以雍容华丽、温润醇和之气息为旨归,显得精工富丽、和谐优雅,绝少散淡轻松的性情之作,这与魏晋至宋敦煌写经有明显区别。

  综上所述,张掖之藏经写经,具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对我们分析研究张掖各个历史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书写现状提供了直接的参考,而且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宗教文化和开展书法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编辑: 张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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