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自文 曹素平
党项往生
公元1227年，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西夏灭亡了，一个政权消失了，一个民族崩亡了，它留给了人们回味无穷的遐想。但文明不会消失，党项民族的血脉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当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和中华文明一起源远流长。
高原的孩子：二千多年前，在青藏高原上党项人们繁衍生息。象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样，早期的党项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没有文字，没有历法，只有草木枯荣，风一般的日子记载着他们成长的年轮。他们崇拜白色，敬畏天地之间的神秘力量，信奉原始的巫术，这是党项人最初的精神世界。他们喜欢大碗喝酒，不惧死亡。他们赞美男女之间的爱情，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早期党项人以一个个部落为基础，结成部落联盟，部落酋长们集体议事，共同决定，杀牛羊以祭天，歃血为盟，共守承诺，豪爽强悍的气质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基因里。他们在青藏高原上长大，他们是高原的孩子。
公元4世纪，鲜卑人从遥远的大兴安岭迁徙到青海湖边，并逐渐称雄于这片丰美的草场，建立起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吐谷浑王国。党项人受到了吐谷浑的排斥的掠夺，第一次面临生存的抉择。一些党项人选择了离开家园，其中就有力量最强大的拓跋部落。在拓跋部落的带领下，他们来到青藏高原东南部一个叫“析支”的地方，即今天甘肃、青海和四川交界处一个被称为河曲的地方，开始营建新的家园。然而，公元5世末，吐蕃人又在青藏高原兴起，他们以咄咄逼人之势，开始向党项人的居住地扩张，党项人再次面临族群随时被整体吞并的危险。然而就在此时，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公元618年，大唐帝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党项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了。公元626年，大唐皇帝李世民诏告天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此诏已出，围绕在大唐周围的游牧部落、草原民族纷纷归附，大唐以博大的胸怀欢迎他们。对于这些归附的游牧民族，唐太宗一律平等对待，推行一种叫羁縻的治理策略。公元638年，党项人的首领拓跋赤辞请求归唐，并宣誓效忠大唐。李世民任命拓跋赤辞为都督(当时唐帝国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并赐皇姓“李”，大唐正式接纳了飘泊的党项人，党项人居住的析支之地也并入了唐帝国的版图，受到了大唐的庇佑，党项人有了平静的生活。然而，党项人平静的生活很快就消失了。公元663年吐蕃灭亡了吐谷浑王国，开始继续大量向东向北扩张，锋芒直指党项人。生死攸关的时刻，大唐帝国再次展开怀抱接纳了命运多舛的党项人。拓跋部落带领着党项人开始了第二次迁徙，这一次，他们彻底离开了青藏高原，来到黄土高原，来到距大唐的都城长安不远的庆州，就是今天甘肃省的庆阳市。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曾经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黄帝部落在这里成长壮大，周王朝和秦帝国的根基也在黄土高原，这是一块土地肥沃、自古宜居，即有农耕文明又适合游牧的地方，这也是一块中国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这里即有中原文明，又有北方的文化，党项人在这里跟当地汉族一起接受封建文明，也接受大唐的文明熏陶，大唐赐予了党项人一个美丽的家园，青藏高原培育了他们生长，黄土高原又将赐予他们新的生机。
拥抱文明：党项人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迁徙过程，是寻求栖息之地的生存之旅，也是一步步向汉文明靠近的文化之旅。公元630年，受大唐太宗皇帝的邀请，时任轨州刺史、党项部族酋长的细封步赖来到长安。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大唐帝国的文化气度，像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世界，对唐文明的向往与渴望在这一时刻悄然萌生，党项人追随汉文化的历程从此开始了。从公元7世纪开始，在这块黄色的大地上，西夏着力模仿大唐的政体、官制、律令来治理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大多学习大唐民众的样式。在一个漫长的时空里，大唐给了党项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发展的文化动力。公元1002年，党项拓跋部首领李继迁攻占灵州。这里既是军事重镇，也是文化发达之地，这里水草丰美，民风淳厚，尚礼好学。李继迁开始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宗庙和官衙，设置行政机构，中原的政治文化开始在党项人中生根发芽。李继迁死后，党项人的命运托付给了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他韬光养晦，始终与宋辽两国都保持低调。他对汉文化充满仰慕之情，从都城到官制，从服饰到气质，党项人全方位学习并模仿汉文化，默默积蓄着力量。依托汉文化党项人在黄土高原上生根壮大。
文明滋养：学习中原文明是党项人走向新生的第一步。在迁入黄土高原之前，党项人以游牧为生，畜牧业是他们的传统生产生活来源，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因此党项人对此管理十分严格，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畜牧业。西夏立国后，在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的广阔版图内，大量天然的牧场使党项人的畜牧业兴旺发达，山丹马场就是其中的一个牧场。迁入黄土高原后，农业得到党项人的重视，他们开始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耕作农田，并普遍使用牛耕，不断改良牛的品种，有效提高了耕作效率。为了发展农耕，西夏统治者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水利灌溉，在兴州、灵州地区，他们对过去保存下来的古渠道进行疏浚和修复，使大片土地得到改良。在河西走廊，他们利用祁连山雪水，疏浚河渠，引水灌溉，西夏仁孝皇帝还曾在甘州境内黑河上建桥，并立“黑水河桥敕碑”。在修复古渠的同时，西夏还开凿新渠，培养“水工”，制定专门的水利灌溉制度，设立以渠系为单位的管理机构，之后，还把管理制度上升为法律。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对水利灌溉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他们采取多种激励措施，鼓励边民大量开垦土地，并采取公私协同的方式大量储存粮食，西夏的国力日益强盛起来了。与此同时，以纺织、陶瓷、砖瓦、金银玉器加工、酿酒等为主的手工业、以盐铁为主的采盐业、以兵器制造为主的制造业也开始兴起，特别是冶炼和冷锻技术在当时领先周边各国。据史书记载，在西夏对宋作战中，西夏用他们发明的冷锻技术锻造重甲，甲片的厚度减薄了三分之二，同时增加了硬度，普通的剑刺不穿它。用这种铠甲，西夏武装了一种叫铁鹞子的特种部队，威力无比，使宋军难以招架。物质的极大丰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必不可少，西夏用中原优秀的文化滋养着他的臣民们。
创制文字：在党项人来到黄土高原前的300多年时间里，党项人一直是用汉字处理政务，交流思想。在党项人的周围，回鹘人、吐蕃人和契丹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字。有文字民族才有独立性，在年轻气盛的李元昊心里，党项人也需要拥有自己的文字。元昊与他的重臣野利仁荣一起参照汉字的构成，制定了创造文字的基本原则，开始创制党项人自己的文字。从公元1032年到1036年，短短4年时间里，在元昊的亲自参与下，党项人创造了将近6000个字体的文字，堪称一大奇迹。公元1036年，元昊将近6000个文字汇编为12卷，作为国书颁行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西夏文字虽然字体端庄饱满，但笔画普遍偏多，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元昊如何让党项人学习呢。史书记载，元昊下令所有政令和公文都要使用西夏文，学会西夏文成为那时党项社会官员和显达们必备的技能。为了让普通民众也学会用西夏文，元昊设立了番学，还成立了蕃大学，设立了蕃学院，指派野利仁荣当院长，承担起推广文字、培养人才、提高党项人文化水平的重任。同时，组织专人用西夏文翻译儒家典籍、兵书、佛经。在政令和众多方法的作用下，刚刚诞生的西夏文很快就在党项人中间传播开来。
崇儒尊孔：党项人一路迁徙来到黄土高原，他们感受着农耕文化，接受着汉文化的熏陶和来自中原的儒家思想的滋养。西夏立国后，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并开始把儒学作为官方哲学，用来培养西夏的御用人才，用以巩固已经确立的封建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统治长久。由是，在中原儒学基础上的西夏儒学应运而生。元昊时期，除了创建蕃学，还建立汉学，组织人力大量翻译诸如《孝经》等儒学精典，重视吸收外地儒学英才，与本地人才一起共同为巩固西夏的统治出谋划策。毅宗谅诈和惠宗秉常时期，采取了诸如改蕃礼为汉礼、增设汉官、重用汉人、仿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等旨在加速汉化的措施，并以朝贡的方式，用马匹换取宋朝的儒学典籍。在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诈、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的提倡与推动后，西夏儒学日益发展繁荣。
公元1144年，李仁孝继承皇位的第五年，仁孝开始在整个西夏推广儒家文化，规模之大，举世罕见。他在各州各县设立学校，大量招收弟子，规模达到3000人，皇宫内也建立小学，7岁至15岁的宗室子弟都可以入学就读。短短几年，从小学到太学，一个完整的是儒家教育体系在西夏快速建立起来了。公元1146年的阳春3月，仁孝在西夏都城的太学举行盛大的祭拜仪式，正式下诏封孔子为文轩帝。在中国古代史上，从唐开元年间开始给孔子加王爵，封为文宣王，从此，历朝历代都会为至圣先师加封，但都没有突破王的界限。西夏开创了尊孔为帝的先河，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然而，这距仁孝以儒治国、文化兴国的终极理想，还有一步之遥，他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儒家文化确立为西夏的国家大政。他通过《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和《天盛律令》，明确把忠孝作为核心，明显让中原王朝以孝治天下的观念用来支撑这部法典，儒家思想已成为统治者的治国之策和滋养党项民族的精神支柱。
活字印刷：从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是明代的。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见诸的是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的文字描述，但缺乏物证，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质疑与争夺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权。1990年，在贺兰山腹地发现了9本完好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其中的一本。这部西夏文佛经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刷本，它将中国木活字印刷的使用时间从元代提前到西夏时期。有限的史料表明，西夏在蕃学院设置了官方出版机构刻字司，官府印刷机构和大批民间印刷作坊聚集在兴庆府，这里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刷出版基地，活字印刷这一中国智慧的文明成果也通过西夏的都城，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方，传遍世界。印刷业的发达，推动了西夏大批法律文书、佛经的大批开印，也促进了西夏文字的普及和推广。无独有偶，1987年5月，甘肃省武威市郊外的亥母洞寺遗址也出土了一部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它已经存在着活字印刷品独有的特征。正是因为西夏人对木活字的这种贡献，才使得中国有力捍卫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佛声塔影：党项人的原始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和原始巫术。迁入黄土高原后，他们开始崇拜鬼神。然而，“天”“神”和巫术常常不能拯救他们于水火，同时，面对充满阶级对抗和民族斗争的新需要，统治者开始带头崇信佛教，开始用佛教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以达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们广建寺庙佛塔，在西夏境内佛寺佛塔比比皆是，主要的有兴庆府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府的感应塔、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在黑水城也修建了大量的佛塔寺庙，同时，他们在西北部的沙洲(敦煌)、瓜洲(安西)和肃南的文殊山，开凿石窟，精绘壁画，撰写题记，西夏的历史中深深烙下佛教的印记。他们广输佛典，搜罗佛经，发展佛教。据史书记载，西夏历史上先后6次向宋帝国求取经书，宗教交流成为宋夏两国之间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他们广译佛典，以为其用。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近百部西夏文佛教文献中，有一幅精美的译经图，据专家考证，他不仅再现了梁太后和皇帝视察经书翻译的场面，而且展示了佛教领袖在西夏独一无二的尊崇地位。推进佛教，发扬佛教，西夏统治者把佛教信仰建立在政治管理和文化发展当中，与西夏的政治、文化建设成为一体，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都是佛教的信徒，西夏成为一个佛的国度。仁厚之君李仁孝的皇后、夏仁宗纯祐的母亲罗太后就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从进入后宫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为西夏佛教的重要推动者。她刊印发放了大量佛经，并热衷于翻译经书，她组织翻译了西夏文的全部《大藏经》，最终译成820部3579卷，成为西夏留下的最丰厚宗教遗产。然而这份遗产，随着罗太后的被废和流放，一起掩埋在了遥远的黑水城，直到1908年才被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发现，现存放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院。
佛教的兴盛，带来了国家的安定。然而，缺乏全面治国理政策略的党项人，在重视文化的同时，却放松了武备，统治者的宗教迷恋，民众的民不聊生，上流阶级的萎靡奢华，终于这个国家的脊梁坍塌了。公元1227年，西夏被强大的蒙古覆灭了。
生生不息：50年后的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党项人的故地。统治党项人故地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创造了西夏文明的党项人去哪儿了？那些血性的基因彻底断绝了吗？历史和时间给出了答案。
西夏帝国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王族沿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方向逃亡到了故地。在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这里生活着众多木雅人，他们的白色崇拜，他们神圣的煨桑仪式，与曾经的党项人惊人的相似。木雅语和西夏语同根同源，属于同一语系。然而要确认木雅人是西夏王族的后裔，需要更严谨的论证，语言也只能证明木雅人和西夏人在一千五百年前是同胞，仍旧无法确认木雅人就是西夏王族的后裔。另有一部分党项族的精英，他们选择了为元朝效力。他们中一个叫高智耀的人，他正是西夏最后的国相高良惠的孙子，也正是他主持修建北京居庸关，并在云台券洞的石壁上刻上了自己民族的文字---西夏文，他要将自己民族的荣誉镌刻在历史中。也有一部分党项人，他们被蒙古军队掳去，同蒙古民族一起生活在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茫茫草原上。但他们说自己叫唐古特，不是蒙古族人。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把一部分西夏百姓赐给了皇后也遂，成吉思汗死后，也遂带了相当多的西夏百姓回到了蒙古大草原，这些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唐古特人很有可能就是西夏的遗民。另有一部分党项人，他们在李继迁时期，被迁往汴梁，从此四散而居，日月把他们融入到了当地民众中间，婚嫁婚娶又让他们的居住更加分散。在现今的河北省邯郸市，河南的濮阳、信阳市，安徽的合肥、鞍山市，以及有近二十多个省内都有党项人留下的印迹，但我们要真正找到哪一个人是党项人，却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已经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将伴随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向前奔去。(未完待续)
(作者系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掖五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