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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高台县：一部商品粮基地的变革史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2018年08月16日 09:40
2017年，高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667元，是1978年182元的69倍；农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2.61亿元，是1988年4775万元的89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88年的496元增加到2017年的10379元，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
摩托车、手机、彩电、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在高台农村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脑等现代化消费品拥有量不断扩大。购房和买车等十万元级以上消费正在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
由吃不饱穿不暖到追求生活质量，变化在继续，经历了40年的农业辉煌期，高台的农民、农业、农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农业农村发展的方向在哪里，高台县能否解答好这些来自耕地的新问题？
老支书记忆中的那些数字
1964年，亩产最多300斤；1965年，最高亩产出现818斤； 1973年，带田亩产达2000斤；之后，“吨粮田”成为常态……
74岁的老人武开绪将这些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数字记得如此清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年。作为全国“吨粮田”的先进典型，武开绪被选为全国党代表赴京参会，也是那一年，他是高台县唯一见过毛主席的人，“那一年，我选了毛主席当主席！”
1945年出生的武开绪，勤劳朴实，19岁就成了高台县合黎公社五二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在他上任的1964年之前，全队205亩耕地最高亩产从来没有超过300斤。两年后，县农技站技术员孙之美下派五二大队，创造性地实践了“玉米田里套种小麦”的种植模式，并在当年，就把四队的亩产提升到1060斤。从此，“带田”模式遐迩闻名，相继模仿。这种耕种模式一直被西北地区延续至21世纪。
1982年的责任制，1983年的大包干，五二大队改为五二村，武开绪带着全村一起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99年全国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武开绪已卸任许久。作为庄稼人，他明白：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农民是高兴的。
但围绕土地的改革从未间断，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2005年，城乡统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2017年，土地细碎化整理……
武开绪说，自己当支书的时候，农民就是农民，种地只为填饱肚子；农民也只是农民，忙碌着春种，紧张着夏管，盼望着秋收，谨慎着冬藏……
三桥村的40年蔬菜史
巷道镇三桥村，离高台县城最近的村子之一。地理上的优势让这里的村民心思变得很活泛。在村民的记忆里，祖辈就有种菜的传统。
关于三桥村的种菜史，杨玉国的记忆来自于父辈的转述。离城近，但耕地少，人均1.5亩的土地养活不了一家人。杨玉国的祖辈们就种点小菜，一根扁担两只筐，挑到县城的农贸市场，能卖点钱最好，卖不了钱也可以换点米面粮油维持生活。
杨玉国到了能下地种菜的年纪时，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了，生产队里集体种菜集体卖，卖来的钱集体花。社员们眼里能瞅见的就只有生产队长手里的工分表。
同样是老支书，田开元的31年村干部生涯却一直和蔬菜打着交道。1976年，已经是三桥大队副队长的田开元，随着县里组织的考察学习团赴兰州观摩学习，看了安宁的林果，也看了雁滩的蔬菜。
1982年大包干，唤醒了土地也唤醒了干劲。三桥村开始大规模种菜，黄瓜、西红柿、辣椒源源不断地供上城里人的餐桌。塑料小拱棚、塑料大棚及土温室，村民们主动引进了能增收的技术。
1985年，在小拱棚的帮助下，杨玉国1亩的西瓜卖出了1500元的天价。靠着这亩西瓜，23岁的杨玉国娶了媳妇成了家。
到1988年，在田开元的带领下，再加上政府的扶持政策，三桥村发展了146座温室，一座温室能产出3000元，轰动了全县；1992年之后，村民的自发性让三桥村的日光温室开始遍地开花，到2003年全村已有610座温室，户均2座。
饱和了数量，村民们又在质量上下功夫，开始了温室的技术改造，最多的被翻建了三遍。
2017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2642万元，人均纯收入13301元。全村蔬菜面积达到2506亩，占总播面积的76%以上，收入达到1551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61.7%。
以三桥村为代表的日光温室发展已成为高台县蔬菜产业发展的典范。自1982年以来，全县已累计建成设施棚室4.05万亩；瓜菜面积从1990年的1.32万亩扩大到目前的17.5万亩；总产量从0.49亿公斤提高到8.2亿公斤；平均亩产量从3716公斤上升到4600公斤；亩均产值从967元提升到4823元。
如今，三桥村已建成国家级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中心，并于2011年被确定为国家标准化(蔬菜)示范基地，蔬菜，已成为高台县种植业的“首位产业”，全县“言农必言蔬菜”！
农委主任的担忧
经过40年的发展，当蔬菜成功上位“首位产业”时，三桥村有些村民却打起了退堂鼓。
村妇联主席高玉秀就是其中之一。近两年，她和丈夫已经撇开种了多年的2座温室，就近在县城务工了。丈夫有点手艺，每天工价200元，“比种菜划算多了，还可以干半年休半年，附带着种点口粮，家里也能照看得上。”
这种“并非个案”的现象让高台县农委主任程继云无比担忧。
在他看来，农业存在最大风险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市场风险，谁都无法抗衡，也无法避免。但除此之外地由“谁来种”的问题更加突出。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实际从事土地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大约为4.5万人，而全县农业户籍人数在13万左右，这意味着除去无劳动能力的小孩和老人，已经有5万左右的农民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土地，其中大部分为青壮年劳动力。”程继云说。
近年来，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或经商，导致农村形成了空心村、空壳村,农村也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386199”部队，而年轻人越来越少，青壮年男性更是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今后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的问题严重。土地“谁来种”的问题成为不久后面临的突出矛盾。
高玉秀两口子的选择被程继云总结为“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结果”。
他分析认为，农民种养成本持续上涨与农产品价格弱势运行，导致农业面临成本“地板”与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再加上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条短，导致能够抢占领域高地和市场竞争制高点的“拳头产品”和优势产品企业少。
“全县农产品生产经营仍处于粗放式阶段，无论种植类还是养殖类，仍处于卖原料、卖初级产品阶段，特色优质农产品的高附加值得不到充分挖掘。”程继云说。
就花卉、瓜菜等小制种而言，虽然比较效益相对好，但缺乏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总体处于代繁代育状态，部分种子“制种农户按斤卖，终端市场按粒卖”，难以合理分享利润。
“如县里生产的西葫芦在地头的收购价格是1元多，卖到新疆等终端市场可以达到5-6元。对外制种的西甜瓜种子，农户地头收购价是180元人民币，运到国外的结算价格是180美元，地头价格与终端销售市场价格差距较大。”
养殖业上，无论是牛，还是羊，都不具有显著的地理标志性竞争优势。虽然在扩量，但仍处于“主要售活畜、盈亏看行情、生死看市场”状态。
一场还在路上的变革
刘兴红，从高台县第一个小拱棚搭起来就开始贩菜的菜商。
“那时候比较单一，只向乌鲁木齐贩运番瓜，两三天一车，每车6吨。”刘兴红说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8年左右。这个时期，高台的温室蔬菜已初见规模，10吨的车，每天都能走10多趟。菜量大了，菜品也丰富了，刘兴红也走出了甘青宁新，把高台蔬菜摆上了西安、郑州的餐桌。
2000年以后，新疆、陕西以及周边地区的蔬菜产业也发展了起来，刘兴红的市场被一再挤压，贩菜期只能打打“早春茬”和“秋延后”的时间差。然而，和时间一起赛跑的并非他一个。时间差也从“前一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6月”缩短至“前一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对他而言，时间的缩短就是利润的缩水。
2014年，贩菜的刘兴红开始了种菜，打算用新品种占领市场。在他的20个蔬菜大棚里，除了少量采摘类果蔬外，其余都是集约化新品种育苗。
2014年，高台县在南华镇筹建蔬菜产业园区，政府直接从村委会整体流转5万亩耕地，以村委会为经营主体，打造一个蔬菜为主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如今，这个示范园已入驻3家企业、6个专业合作社以及1家研究所，刘兴红担任副理事长的高台县康翠蔬菜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
集约化经营也为高台县的蔬菜产业搭建了更高的舞台。
高台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李娟告诉记者，高台高原夏菜不但已远销至广东、浙江、深圳、江苏等地，还实现了出口创汇。番茄酱年出口2200吨，销售收入1352万元；洋葱，四季豆，甜椒，胡萝卜等脱水蔬菜，出口额达2786万元。
“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程继云说，农业上的突破还在于土地上的改革。
2017年，一场以“土地细碎化整理”为主的改革，让高台县开始了土地联片整合，目的直指规模化经营。改变那种“流转百亩地，涉及百户人”的困境，让想租的能租到地，想流转的能流转出去。
合黎镇的几个村子，都成立了土地托管合作社，把无心耕种、无力耕种的土地从农户手里接管过来，以合作社的名义集中流转，农民土地流转有收益，外出务工有收入，让“想走的放心走，想回的随时回，想种的踏实种，不种的等分红”。
2017年，高台县被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确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东联村、国庆村、高地村、梧桐村正在进行“三变”改革试点，元山子等9个村正在进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
“全县正在通过三变改革，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增收的产业强起来，群众的日子好起来！”程继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