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大佛寺是集建筑、绘画、雕刻、塑像等艺术为一体的佛教文化博物馆。作为地方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了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佛教文物，不仅真实地反映出张掖先民精湛的艺术水平和相关时代的建筑、绘画、雕塑、版刻等艺术发展的历史，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西北、尤其是古代张掖地区有关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斗争、民族关系、对外交流、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生产技术、建筑服饰、典章制度等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具有珍贵的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
一、元五股金刚杵
金刚杵又名金刚智杵、坚慧杵。在密教中，象征着摧灭烦恼之菩提心，为诸尊之持物或修法之道具。五股杵在金刚杵类法器中，又称五智金刚杵、五峰金刚杵、五峰光明、五股金刚等，其五峰系表五智五佛，其中中心锋象征佛之实智，其余四锋则为四佛权智之标帜。张掖大佛寺藏元代铜金刚杵，长17.5cm，重266.82克，质地黄铜，范铸工艺。从整体形制看，两端粗圆，状似亚铃，造型为中心杵贯穿两端，顶部略成杵锋。主杵中央有凸起的抽象化佛头装饰，两侧各饰佛头两个。杵铃两端粗圆如伞，两头分别为八根扁棱状伞骨呈弧状连接于中心杵，伞骨下收，集于圆形莲座之上。整器造型清新流畅，在循从法器的规范尺度外，亦不失器物的小巧精美。
二、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
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是大佛寺现存795块佛经雕版中最具特点的经版实物之一。此版整体略呈方形，松木质地，长44cm,宽39cm,厚5cm，单面雕刻，文字分汉文楷体和梵文天城体两种。版面上沿处文字为汉文楷书“毗卢遮那佛大灌顶真言”，左右沿处为四句汉文唱偈“真言梵语触尸骨，亡者即生佛净土；见佛闻法亲授记，远证无上大菩提”。下沿处文字较大，内容为汉文楷书“此咒出大藏经”。版面中央有毗卢遮那佛梵文天城体种子字，围绕种子字周围的是呈顺时针方向、形如圆环的二十三个梵字组成的光明真言字轮。
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是四类曼荼罗之种子字曼荼罗中的一种，在密教中，诵持光明真言，是灭罪孽、除疾病、息灾祸等所用的秘法。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经版在大佛寺的留存，说明和补充了一些大佛寺在佛教文化发展中的历史问题。
首先，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荼罗，是密教在张掖传播最直接的证明，从侧面显示出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同时也折射出清代张掖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相融关系；其次，它发展和丰富了张掖大佛寺佛教艺术、尤其是曼荼罗艺术的深刻内涵，与大佛寺佛经扉画中的说会曼荼罗、降魔曼荼罗、涅槃曼荼罗等，共同组成了曼荼罗艺术在张掖传承发展的清晰脉络，这种独特的佛教艺术形式，所阐释的佛界法会的诸多仪规，使其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佛教气息。
三、明永乐佛曲
佛曲源于印度，初称梵呗，是以短偈形式来赞颂佛、菩萨的颂歌。南北朝时代，民间吟唱赞偈甚多，乐僧辈出，至唐代，佛曲已普遍流行。当时的佛曲名目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等三百余首。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便是张掖大佛寺保存的明代永乐佛曲。
大佛寺明代永乐佛曲，有大小本两种，其中大本八本，小本四本，内容完整，均为蓝绢包背装。大本名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长42cm，宽27cm，厚5cm;小本名为《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长27cm，宽17cm，厚5cm。质地白宣，墨本楷体竖排版式，内容有明成祖《御制感应序》、《神僧传序》、曼荼罗画、曲牌目录名称、曲牌正文和《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等。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曲牌目录分南曲、北曲，其中南曲122首，北曲222首，共计344首。佛曲收集之多，可与陈旸的《乐书》、崔钦的《教坊记》和《宋史·乐志》相媲美。从资料来看，内容相同的永乐版佛曲，在北京西郊觉生寺(俗称大钟寺)永乐大钟的铸文中有部分收录，在大佛寺另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中，也全部收录。但时间更早，且以单行本流传的明永乐版佛曲仅张掖大佛寺留存，这对于研究我国明代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
966年，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发现铜镜、铜壶、钱币、佛经残片等一批佛教装脏物。其中一块纪年为明成化十三年的记事铜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广泛兴趣。这块铜牌高49cm，宽44cm，长方形薄铜板上沿饰做覆莲花瓣状，下沿为仰、覆莲台形，纹饰皆捶揲而成；正面錾刻有239个汉文楷体字，内容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张掖因地震而重修卧佛的记事，落款处有僧职名单。
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的发现，填补了张掖大佛寺的敕建时间只存方志记述而无实物证明的空白；从落款处的僧职名单中发现蒙古族主持和藏族侍佛督纲姓名，也进一步怔实了藏传佛教对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和明甘州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另外，它记载的明成化十三年，张掖发生大地震，卧佛佛首倾颓，大佛寺随后重修。这对于研究大佛寺建筑、塑像的历史及我国古代地震灾害等情况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五、明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
明甘州左卫僧纲司铜印，方形黄铜质，长柄钮，范模铸造。边长4cm，正面为錾刻九叠篆朱文："甘州左卫僧纲司印"，印背左侧刻有楷书"甘州左卫僧纲司之印"，右侧为制印时间："大明戊子年四月造"。
僧纲司为明省一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明初，太祖朱元璋依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各省僧纲司，设都纲一人，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等。永乐六年(1408年)甘肃镇设"甘州左卫僧纲司"，《重刊甘镇志·建置志·公署》也记："僧纲司,弘仁寺内(大佛寺)"。1990年，张掖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高总兵府内兴建图书馆，民工在挖地基时意外发现此印，遂即入藏，明甘州左卫僧纲司设于大佛寺的历史事实更得以印证，同时，从印的级别也可以反映出大佛寺在明代甘肃佛教事务管理中的地位。
六、《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经》，又名《永乐北藏》。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英宗皇帝朱祁镇御赐，为明成祖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敕令在北京开雕之大藏经。《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曾记，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三月初三日，宣僧录司右善世道成与一如等八人于西红门，降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经面用湖水裱素绫”。校经地点北京庆夀寺。《北藏》刊板，自永乐十七年三月开始校勘藏经，至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十一月经版刊竣，历时二十一年(公元1419—1440年)。主要颁赐全国名山大寺。藏经自大乘般若经起，至明三藏法数，集佛教经、律、论之大成，共收经1621部，6361卷，分作636函，以千字文编次自“天”至“石”。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北藏》首部佛经《大般若波罗蜜经》到达甘州(张掖)，至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全部《北藏》赐经完毕，举行了承旨仪式。
《北藏》藏经装帧、印刷考究，函套和经本上下掩面一般裱绫或绢，封面以蓝绢为底，墨色经题下有千字文函号、册次。每版录经文25行，折为5页，每页5行，每行17字。版式的特点是扩大了版心，加大了字体，充分显示出官版大藏经的气派和华贵。版框天地边线为子母线，外粗内细，外框高约27.30公分，内框高约26.30公分。一页长12.8公分，纸宽约36.6公分，天头高约7公分，地脚约2.6公分。通篇采用赵体字。卷首提名下标注千字文编号及号、册次及版次，函号和册次均为阴文，在圆形双线边框内。
《北藏》每卷卷首有扉画一种，画幅为一版五页，边框系上下双边，左右单边，长约63公分。扉画中央绘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身着莲花图案袈裟，右手臂上曲于胸前作手印，左手臂平曲于腹前，掌心向上。释迦牟尼佛两侧闻法僧众各32位，有菩萨、天龙八部、十八罗汉。《北藏》各函首册扉画前有御制藏经牌，末册尾一些印本还有御制施经牌，函末亦有护法神韦驮像。
《北藏》佛经在大佛寺的入藏，极大地丰富了大佛寺佛教文献的内容，满足了僧官、僧徒看念颂经的需要，对研究中国大藏经的历史和内容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大佛寺蜚声海外的镇寺法宝之一。
七、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是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它汇集了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共600卷，唐玄奘译。此经宣说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无二，诸法“性空幻有”的思想。作为大乘佛教基础理论，被尊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般若波罗蜜”的含义就是“通过智慧到达彼岸”。唐代曾奉被为“镇国之典”，后世诸类大藏经也多以此经为首部，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经籍之一。
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御赐之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钦差讲经兼赐宝藏的圆融显密宗师道深运至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法名朵尔只省巴)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资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菩萨摩柯萨”等尊谓，皆用金泥加以重描。晦涩之字注通假字以便诵读，并于每函卷首扉页置精美的金线描曼荼罗画一幅。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存558卷(287本)，分三十函，每函五本，每本两卷，合为十卷，其中扉页曼荼罗画28幅，分五折页金线描绘。画幅总宽61厘米，高28.5厘米，面积0.17平方米。画面以本尊释迦牟尼坛城为中心，周围绘以十方众佛、菩萨、诸天、罗汉、神众等尊像，人物多达一百零八尊。经书封皮以绫锦装帧，刺绣龙纹图案，尽其华贵。
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雅俊美。卷首曼荼罗画显密兼顾、佛道相杂，人物精丽，线条柔美。透射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充满经久不褪、华美庄严的金粉之气。汉藏交融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见证，也是张掖先民聪明才智与艺术才华的充分展示，真实的反映了明代张掖佛教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