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时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人是隋文帝、隋炀帝。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就可以做官。如果以杜佑《通典》始于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的说法为准，那么到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废科举为止，差不多有一千三百年历史。
科举的原意是分科举士，但从唐朝起，就偏进士科，以后只有一个进士科。进士科的第一名叫状元，这个名称也是唐朝就有的。当时到礼部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投一张“状”，状元的名称就由此而来。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大体分为三类：有学馆出身的名气大的学生徒弟、有州县考学的“乡贡”、有皇帝直接考选的“制举”。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以进士科为重。在唐代甘肃科举考中进士的共有17人。
宋代的科举，大体上沿袭唐朝，分贡举和制举两种。贡举由礼部主持，由进士九经五经明经明法等科。投考的士子先经本周考试及格，报送至礼部，这叫做“发解”。礼部考试及格，再参加殿试；殿试及格，方为“及第”，而授“官职”。宋初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考试，到英宗时，始定为三年一试。制举，亦名特科，是贡举的一种补充。因为贡举三年举行一次，对于优秀分子，仍恐有遗漏，所以由皇帝临时下诏，不定期举行，赴考者亦不必经过地方的保荐。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 。宋代“重文轻武”，所以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
北宋对河陇地区教育的重视不仅仅反映在开设蕃学和经费保障方面，在科举方面也有所体现。出于对“西北人才多不在选”的考虑，宋王朝不但在政策上放宽，允许蕃族士子可以参加各级考试外，还专门修订蕃区考试章程，实行蕃汉有别的录取办法，对蕃族士子以照顾。熙宁六年，“诏熙河路举人不以户贯年限听取，应熙州以五人，河洮泯州各以三人为解额”。熙宁八年，河州蕃学设置后，“增解进士为五人额”，而且蕃族士子参加“贡院考试不中格，宜依特奏名人例就试”。这一优惠政策使得宋朝时所辖今甘肃西南部的洮、泯、成、阶、文诸州县士子科举中得中者颇多，先后有38人中进士，是唐代的两倍多。
元代国祚不足百年，但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方面较前朝有所进步，尤其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教育和民间庙学、书院发展很有特色，明清两朝都未曾超越元代的办学规模。这一时期，甘肃士子中进士共10人。
明初因战争破坏，陇右经济文化落后，甘肃考中的举人进士较少，到弘治、嘉靖时期，经济得到发展，读书人增多，甘肃及第者也相应较多。明代后期，狼烟四起，人们难以安心读书，乡试考场又远在西安，路途迢遥，盗匪猖獗，甘肃参加乡试者也寥寥无几。这一时期甘肃中进士175人。
明代甘肃进士中名次最好的是兰州人黄谏，明正统七年殿试一甲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人称黄探花。最有名的文学家当推庆阳人李梦阳，明弘治六年第一名举人，次年中进士，是明代复古文学的盟主。年龄最小的举人和进士为平凉人赵时春，嘉靖五年14岁陕西乡试第二，17岁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为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学术成就最高的首推嘉庆四年进士武威人张澍，他也是甘肃历史上 最杰出的学者，曾受到梁启超、鲁迅先生的高度赞扬。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其列入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
清朝的科举仿明制，更为繁复周密。清代对地方各级学校学生参加科举有统一规定：府学一年一贡，州学三年两贡，县学两年一贡。清朝二百余年间，甘肃士子科举中进士280人，举人1680人。清代前期，西北军务乃军国大政，国家需要武将，甘肃武进士相应增多。清代中叶，社会矛盾聚焦内地，又因洋人入侵，国防重心向南转移，甘肃武进士也就渐渐趋少。明清武进士最出名者为临夏马福禄、马福祥兄弟，马福禄光绪元年乡试第一，次年中武举，六年中武进士；马福祥光绪二十三年以乡试第二名中武举。
清代甘肃考中进士最多的是皋兰，有46名，其次武威42名、天水37名、兰州30名、陇西28名、徽县27名、甘谷22名、临洮21名、陇西16名，张掖有3人。考中举人最多的是武威，有214名，其次为天水203名、兰州182名、皋兰181名、临洮161名。清代的甘肃学子在文学创作、典籍整理研究、学术文化的传播交流等诸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宣统元年刻印的《甘肃新通志•艺文志》记载，陇右文士有籍可考者达2500余人，著述1600余种。
据《甘肃全省新通志》《甘肃通志稿》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唐至1905年科举废除止，陇右共有1039人考中进士，其中文进士642人，武进士397人。文进士中唐代16人、五代2人、宋代38人、金代7人、元代11人、明代218人、清代348人。唐代陇西李氏有6人考中进士，灵台牛僧孺一家祖孙三代4人都是进士，而且全当过朝廷大员。1906年，受陕甘总督升允推举，范振绪、杨思、万宝成、田树浸木和阎士5名甘肃进士，被清政府委派东渡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杨思和阎士当年冬天就回国了，其余3人直到1908年才学成归国。他们是甘肃最早的出国留学生。
那么，高台县的科举又是怎样呢？高台到明清两代兴办儒学，进学后的生员，由严格的学校纪律管理。除平日的功课、作息、规章制度等的约束，最重要的就是考试。月考、岁考、科考步步跟进。月考是平时的学业督促；岁考是对三种生员等级的调整，关系到生员的生活待遇；科考是为乡试举行的预考，要预选出参加乡试的人选，一般县级儒学五六十名生员大约选出一二人。生员的出路在于升学，也就是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下去。这条路叫科甲，最终的结果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高台儒学仅仅一人参加殿试，成为进士，这就是万历戊戌科的镇夷人张国儒。明清两代五百余年，成为举人的仅仅只有十一人(据<高台县志>统计，武举另计)。因此，高台县的生员的主要出路便是科贡。科贡就是府州县举荐人才进入国子监习业。包括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明代副贡没形成定制，至清代成为定例。高台县的贡生最多的便是两年一次，一次一人的岁贡，加上少量的恩贡和拔贡，五百余年共有二百六十余人。贡生原则上是要进入国子监学习的，但是进过考试，也可以授官，多为县级儒学的训导、教谕和县丞、主簿等七、八品的官员。高台县的贡生大多以此为进身之阶。
高台县也有书院，名为建康书院。但也只是科举的预备之所，没有讲学、诘难、论辩的学术氛围，更没有议论朝政、评品时事的政治活动。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私塾尽废，高台县建康书院也改为高等小学堂，各堡兴办的义学或社学改为初等小学堂。
甘肃历代士子科举呈现出共生效应，一些地方、个别家族有明显的优势。士子科举的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也反映出统治阶层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同。
